郑永年：中国从97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演讲题目是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模式。

　　郑永年认为，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中国防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因为这次中国本身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郑永年称，从三个方面稍微谈一下中国的模式。第一个方面，中国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产权形式。因为最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有化，刚才前面也有人提到，西方政府以国有化对付金融危机。国有化是欧洲社会本身很重要的部分。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欧洲国家的银行，金融危机的国有化，也没有人持很多的反对意见，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是蛮高的。美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典型的模式，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在也在提倡国有模式，这是很值得中国思考的。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地所有制形式，这个所有制形式对中国防御、应对金融危机能力，里面表达的非常充分。西方政府只有一个金融杠杆，中国政府既有金融杠杆也有经济杠杆。西方的经济杠杆很少。这个经济杠杆使得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使中央政府政策推行、政策实行就非常容易。

　　第二个方面，出口导向和外部需求的直接平衡。这也非常重要。这次日本等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的经济都发生了危机，这值得中国思考。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危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很多的农民工就业成了问题。因为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中国生产，西方消费这个模式。中国出口导向这个模式也不够，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模式，就是什么样的外资来地方政府也不管，什么样的都要。但是从长江三角洲来看，那边的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比较重视科技、环境，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他们影响很少。

　　中国因为地方大，国内有很多模式，浙江模式就不一样，几年以前去考察浙江，浙江也鼓励利用外资，但是主要是内资，主要是国内资本用的比较多，市场也是以国内的市场为导向。像山东省尽管也是出口导向，但是出口对它地方经济的比例不大。最近说的重庆模式更是这样，完全是靠内需的。

　　第三个方面，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次西方的危机，不管怎么样，有很多原因。但是总体来说主要是因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够。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在改变金融体制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处理银行坏账。1997年金融危机，西方光批评中国，结果自己忘了怎么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所以产生今天的问题。

　　这次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拯救方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像广东、珠江三角洲已经开始了，这个非常好。第二个方面，它把很多的企业放在社会体制的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之所以在这次危机面前比其他国家表现的更好，是因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再学习，这个模式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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