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学家热议消费结构性改革成焦点-搜狐财经

　　每年的3月份，有3天，中国乃至世界很多经济大腕都会齐聚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来一场经济饕餮大餐，今年当然也不例外。3月2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再一次拉开帷幕。

　　尽管参会的嘉宾很大一部分都是老面孔，地点也依旧是在钓鱼台芳菲苑，但是这个论坛还是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一年，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中。

　　既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话题自然是仅仅围绕这个。在“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的主题下，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如何扩大消费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扩大消费对中国很重要

　　“过度储蓄的人，包括中国，需要消费。”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加大消费非常重要，他指出，全球的复苏需要解决一点，那就是全球失衡的问题，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过度消费的人，主要是美国，需要储备；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储蓄的人应加大消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花钱，美国人只占全球人口的4%，他们在2000年时，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5%，而中国和印度人口差不多占到全球人口的40%，但是他们加起来消费的比例并不高。

　　“中国出口的支撑是美国充满泡沫的消费。所以，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把增长模式从高储蓄率转化到高消费，如果这个实现的话，这将是中国政府取得的很大的成功。”

　　刺激经济政策应以扩大消费为第一目的

　　自从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后，各方关于其具体的投资方向有着种种争论，在今天的论坛上，经济学家们的讨论当然也离不开这个话题。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球总裁戴颐安指出，中国首先应该采取一种组合方式确定刺激消费的重点领域。“中国应该大量地投资于消费基础设施。比如说建立一个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零售体系和供应体系。”

　　在戴颐安看来，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具有竞争力的零售领域，不仅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而且它对于经济生产率提高的比例是超比例的一种贡献。

　　“中国人买旧货好象不太舒服，但是其他经济的发展表明，二手市场对于刺激市场是非常有效的。包括一些日用的耐用品。现在中国的汽车只有7%进入二手市场，中国可以劝说这些消费者打消他们的顾虑，来提供一些必要的保障，确保二级市场或者二手市场地有效运行。”戴颐安说。

　　同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也认为，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在某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重新产生重复性的低水平投资，比如说钢铁行业。

　　“中国进行了这么多投资，现在政府更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进行的投资是否是明智，是否是得到有效利用，如果投资不当的话，将把中国引向何方？”珀金斯说。

　　消费券只能解决短期问题

　　不仅对于刺激经济政策有着自己的评价，经济学家们对于目前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盛行的发放消费券的行为也有话要说。

　　“从短期来讲，政府采取的发放消费券等措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这些发放的福利只不过是临时措施的时候。” 怀特•珀金斯认为，其实不只是富有的人可能会存钱，贫穷的人会更多地存钱。因此，刺激中国消费，更好的做法就是保证通过长期的消费势头增长，包括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水平。

　　对于这个观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非常赞同。他指出，发放消费券只能是短期行为，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不能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是财政的改革、收入的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国国内市场的问题，特别是消费、储蓄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机制的问题，而不是政策的问题。中国需要一个远见，需要有决断力，以及更具根本性的机制上的变化。”樊纲说。

　　他认为，在危机过去后，美国的消费者会提高他们的储蓄率，即使不是提高十倍，提高两三倍也是很大的储蓄，因此，中国需要用国内的消费抵消这部分储蓄，所以中国需要进行机制性的改革。

　　应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不只樊纲提到了中国要进行机制性的改革，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提到了这点。

　　“中国从一个庞大的、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

　　他指出，中国在契约、市场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同时，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程度。“所以在国内的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

　　同时，周其仁也强调，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高度危险，因为当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这个转让权的高度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有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这一类的两难问题，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中国的保增长难点是，怎么能够通过体制、技术、结构更大的变化，使投入到经济资源当中的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此外，戴颐安还提到了快速发展消费金融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国，除了房贷以外的其它消费者的信贷只占GDP的3%，这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很低的。因此，中国非常需要扩展和发展消费者信贷以及银行的零售业务。

　　“我们经常谈到资源的生产率、能源和资本的生产率，在今后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消费的生产率。”戴颐安说，“即使如此，还是要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的消费品的行业提供一定的保障和适当的规章制度。”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调整阶段。有一句老话，就是海浪上涨时就会把这些石头盖起来，但是落潮时就会使这些石头会露出来。所以，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才能够实现强劲的复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尽管对于推动结构性改革大家都达到了共识，但是也有人表示这将需要很长时间，“让我担忧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想能够很快见效，所以他们对于我所强调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采取了一种抵制的态度。”史蒂芬•罗奇说。

(责任编辑：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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