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闭幕。1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至此，2009年“两会”画上完美句号。在前后历时十天的“两会”中，《中国经济周刊》派出多名记者全方位对“两会”进行了及时深入的采访报道。

　　上“会”记者四人转

　　不一样的新闻官

　　早听说上“两会”就像上战场打仗，是对身心极大的考验和磨砺。今年是我第一次跑“两会”。上会前，有经验的记者就叮嘱我：“先去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那里拿到代表花名册和房间号，这样你的采访就会顺利很多。”

　　首站选择了河南人大代表团。3月3日晚，我找到了河南省人大的新闻联络员房间，开门见山就向他要各个代表的房间号。

　　“发完了，没有剩余的。我们的职责就是为媒体服务。你要采访谁，告诉我，我帮你联系。有的代表并不愿意记者打扰。”新闻联络员真诚地解释道。

　　新闻联络员一天要接待那么多记者，能安排上采访吗？再说了，即便让他帮忙联系上，又不知道采访会被安排在哪一天，而我还有那么多代表团要去，如果采访冲突了怎么办？思来想去，我放弃了在河南团的采访，转战其他省的代表团。

　　3月4日，记者赴山东代表团采访。令记者眼前一亮的是，山东团的新闻联络员对媒体的态度甚为开放。在说明了来意后，山东团的新闻联络员马上回应：“都在墙上贴着，你自己看吧。”

　　我注意到，在山东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办公室的一面墙壁，有序张贴着代表的信息，并特意标明每位代表所住的房间号。不仅如此，这位新闻联络员还径直走过来，告诉我名单中的标明“组长”的一般是地市的书记或市长，以方便我联络和采访。

　　“不愧是经济强省，出手就是不一样。”我在心里由衷地感叹道。

　　跟山东代表团有类似动作的是江苏代表团，他们也不再将代表的房号、电话视为“机密”。江苏团新闻联络员白建宁当了多年的新闻官，刚见面，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是第一次上会，便热情地向我传授起“两会”采访的经验和技巧来。

　　“采访省长等高官，你这样硬采不行，要在两会正式开始前就得联系好。省长一般都很忙，每天的日程早都安排好了的。”白建宁说着，递给我一份江苏团代表的花名册。见上面没有房间号，我先是向他赞扬了一番山东代表团新闻联络处是多么多么地开放和配合，希望“榜样”的力量能打动他，把代表的房间号给我。

　　“我们代表的房间号也都贴在了墙上，你可以随时查询。”白建宁不慌不忙地指着门口走廊一侧的墙壁说。

　　“你们不介入联系代表？”

　　“除了省级领导要我们联系之外，其他代表都是记者本人联系。如果都靠我一个人，那么多记者，那么多代表，根本联系不过来。” 白建宁坦诚地说。

　　“真是不白来。”在如愿采访了几位江苏代表之后，我心里暗自窃喜。

　　最让我感慨和回味的是到海南代表团采访。

　　时间已是3月12日下午4点，离代表团小组会议结束只剩下半个小时。我匆匆来到京西宾馆西楼某会议室，此时，海南代表团正按相关议程进行表决。

　　看准了新闻联络员，我悄悄在她身边坐下。

　　“我想采访一位省长，能帮忙安排一下吗？”

　　新闻联络员刘莹看了看我，轻声指着对面说，“穿深蓝色西服的就是我们省主管经济的姜斯宪副省长，你采访他吧。”

　　“怎么联系他？”

　　“会议马上就结束了，你直接过去堵吧。”刘莹向我支招。

　　有新闻联络官的“大力”支持，我的底气更足了。事不宜迟，临近会议结束前的10分钟，我悄然走到姜斯宪副省长身边，轻声告诉他采访主题后，没想到姜副省长竟爽快答应了，丝毫没有顾忌我在大会临结束才去采访等细节问题。

　　刘莹的这招可真灵，我顺利完成对姜斯宪副省长的采访，也为我首次参加两会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些人，那些事

　　“希望找我的人越来越少”

　　作为去年两会期间的“明星代表”，重庆农民工康厚明面对镜头还是有些紧张，不过，有记者问他去年接受采访时会手抖，今年是不是不再紧张，他还是顽皮地说了一句：“你们看，还是会抖啊。”随后他还不忘加上一句，他也害怕媒体炒作。

　　康厚明介绍，当了代表以后，找他的人越来越多，有找工作的，也有打官司的。这让他比以前打工干活都要累。“我现在真的希望找我的人越少越好，这样，才说明我们农民工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了。”

　　张泉灵被追星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人民大会堂亦成为焦点，不仅是代表委员们看见她会拿出相机给她拍照，就是在等着代表委员散会的记者们也围成了一大片，对着张泉灵闪光灯频闪。不过，一脸专注的张泉灵似乎并没有受此干扰，而是在仔细准备稍后到来的直播。

　　“没有请柬很遗憾”

　　３月1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在参加两会报道的几千名中外记者中，却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可以领到记者会请柬。

　　在两会新闻中心，一位某杂志的老记者努力了半天仍然没有获得请柬，负责人告诉也在磨请柬的我说，那个记者马上就要退休了，参会9年都没有获得过总理记者会的请柬，非常遗憾。“我也非常同情他，但是真的没有了。”那位负责人说。

　　他说，他也希望全体记者都能参加记者会，但是上会的记者真的是太多了。

　　“请记住我是泰钢的”

　　泰山钢铁集团（位于山东莱芜）老总王守东在大会间隙出来喝水时被记者包围起来，以至于后面的记者看不见他的代表证。当王守东身边的一位记者在听说他是来自山东莱芜钢铁行业的代表以后，马上好心地向围在外面的记者传递信息：“这是莱钢的老总。”

　　王守东听见此话马上更正：“我是泰山钢铁集团的，不是莱钢的。请记住我是泰钢的。”他强调。

　　于兵委员的“随身耳朵”

　　在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组的于兵委员是一位聋哑人，他的旁边总是坐着一个手语翻译员，于兵发言时一点都不受身体条件的影响，即便是激动地手语，也总是会被这位翻译员如实而又清晰地用声音表达出来。其他委员发言时，两个人还会用笔在纸上交流。于兵委员的手语翻译员叫闲树立，是长春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已经陪伴于兵委员上了5次政协会议。

　　据了解，在于兵当选政协委员后，长春市残联通过政治、业务等方面的考核选拔，“海选”出闲树立当于兵委员的翻译员，陪伴他上“两会”，极大地方便了于兵履行职责。

　　代表团的地方风貌

　　浙江代表团：

　　 为什么今年记者有点少？

　　3月5日晚，浙江代表团在驻地中苑宾馆举行“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记者集体采访会。现场座无虚席，近百家媒体参加。尽管如此，坐在本刊记者旁边的一位浙江团工作人员仍感觉到场媒体有些少。“您参加我们浙江团去年的集体采访会了吗？今年来的记者怎么感觉没有去年多？”

　　在和本刊记者的交谈中，这位工作人员认真地思考着原因。首先是地点，“去年我们在新大都饭店，离大会堂近，地理位置便利，今年的中苑宾馆在高梁桥斜街，有些偏，估计有些记者就不愿意来了。”其次是时间，“去年的集体采访会也是3月5日晚上，而且今晚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同时召开，应该和时间没关系。”第三是关注度，“今年的热点是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媒体都很关注，我们浙江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相对于广东它们，影响相对较轻，吸引力没往年那么大了，估计记者都去跑广东团、上海团了，还有河南那些农民工返乡比较多的代表团了。”第四是参加采访会的七位浙江代表。“今天接受采访这七位代表，没有大众特别关注的热点话题。”

　　福建代表团：代表的“烦恼”

　　一次，和一位来自福建的全国人大代表聊天。这位企业家身份的代表说，自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自己就成了当地的名人，有点影视明星的感觉，“不自由”。“我们全市就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是其中之一。现在都不敢随便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什么的。第一，我是全国人大代表，肯定要注意形象，不能随随便便的，喝得醉醺醺的，多不像话。第二，当了代表，好多人都认识我，走到大街上，经常有人走过来说，代表，我要向你反映情况，你能不能替我们向上面反映？”这位代表笑着说，“我现在真有点‘明星’的感觉了，就差戴墨镜了。”

　　湖南代表团：热情的市长

　　记者去京仪大酒店拜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潭市市长余爱国。在宾馆门口的警戒线外，一位媒体记者高声地喊：“余市长，能不能把我带进去。”余市长问他是哪家媒体的，到驻地有什么事。该记者说，自己想采访某位代表，现在联系不上，无法进去，并连声地说：“谢谢余市长，谢谢余市长，把我带进去吧。”余市长笑着和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我带他去办手续。办完手续后，余市长告诉那位记者，他要采访的代表现在正在几楼做什么，记者感谢一番后去了。我说，余市长您还真热情。余市长笑笑说，都是为了工作嘛，他也是来宣传报道我们湖南的，我还得感谢他。

　　边远地区委员开会：就像差生上课

　　“两会”期间，记者们除热点重点新闻之外，对自己家乡所在省份的代表委员们也十分关注：今年两会，我们省有什么重要新闻发布了，你们省的代表委员有什么重量级的议案提案了，等等。工作之外，自然有对家乡的关心和自豪。

　　一次闲聊时，大家问一位来自某不发达省份、负责采访政协的记者，你们省今年有什么重要提案？该记者笑笑说，没有。大家说，你们省好像每年都没什么热点提案？该记者无奈的说，你看看政协小组讨论就知道了。每次小组讨论，我们省的委员都去得早，然后使劲往后坐，往会场的边边角角坐，生怕坐到前面轮到自己发言，就像差生上课一样。你看人家发达省份的委员，一进会场，牛气哄哄地直接在前排就座，讨论时高谈阔论的。没人规定我们必须坐后面，人家必须坐前面，可实际上就坐成了这样。你说，我们在两会上能成为焦点吗？底气不足啊。

　　上会记者拼什么？

　　“截至2009年3月4日18时,报名采访‘两会’的记者共达3060名,而去年的记者人数为2901名。其中外国记者人数为877名,较去年的713名增加了23%。”从两会新闻中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媒体对2009年中国“两会”关注程度的增加，如果加上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外围报道的记者，那么用一句同行们的玩笑来形容绝对是“记者比代表多”。 “记者”几乎是“两会”中与“代表委员”同样频繁出现的称谓。作为两会最直接的观众和参与者，记者们在两会上的镜头仍然让同为记者的笔者记忆犹新。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大会堂前两股人流交织来了一起，蠕动的“人流”中时不时地会出现几个“漩涡”，“漩涡”的大小显示着中心那个委员的“分量”。中国记者的敬业精神在此刻爆发，被挤得变形的记者们围着一个被挤得“变形”的委员。

　　而此时，“漩涡”外总会发现几个外国同行面带惊讶、眼露兴奋的在记录着一年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行为艺术”。“高潮应该体现在环境中。”一位外国同行在和记者聊起同样令他感到震撼的场面时，若有所思地说。

　　某日大会结束，委员们走出会场，某位来自娱乐圈的委员被某媒体记者发现，然后是两个，三个，三十个，一百个记者将其围拢起来，采访在拥挤中开始。

　　问题一：“请问X委员，您对今年的经济前景怎么看……”

　　委员答“经济形势很不乐观……”

　　问题二：“面对经济危机，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委员答“我们要万众一心扩内需，坚定信念……”

　　一场很有总理记者发布会风格的采访在拥挤中开始又在拥挤中结束。每年“两会”，记者都会看到类似的场景——很多“明星代表、委员”受追捧的程度，高过很多对国计民生具有话语权的实力代表、委员。

　　而此时，同行们也会通过记者选择的采访对象和采访问题来判断这位记者“道行”的深浅。就好像那天在很多记者围着那位明星委员连连发问时，几个金融大亨静静的从旁边绕过，这时一家香港媒体记者悄悄迎上来，对几位大亨几乎来了个独家专访。

　　对于中国记者来说，跑“两会”应该算是最高层次的采访了。所以，上“两会”对很多记者来说，是工作，是职业阅历，是挑战，也是职业素养的检验。“两会”每年一次，每年上会记者的数量都在递增。但对于“两会”报道，递增的应该不只是媒体记者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