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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症结所在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重要文章,就储蓄率问题谈了他个人的思考。文章颇有见地,也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长期以来为什么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个世界性问题。

他还侧面回应了一些西方国家人士将中国的高储蓄率与我国现行的汇率体系纠缠在一起的“不恰当”的指责。这篇文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就即将召开的伦敦G20峰会讨论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问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周小川的文章,可以说主要是写给国外财经界人士看的,但针对国内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失衡,似乎也应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要落实好今年来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方针,必须拿出根本的解决措施,破解高投资低消费或者说高投资高储蓄的双重失衡难题。

  从经济学基本教科书上看,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和,同时也表现为投资与储蓄之和。从另一层面讲,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差额也就表现为储蓄。当然,在开放经济中,差额还包括一定的外汇储备,这对我国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来说,可以不太计入。正如周行长所言,我国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很高,既有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社保体系建立滞后的原因,但后者并没有太多实证支持。他想说的是改变亚洲人的高储蓄率是一个长期过程,改变汇率体系并不会必然改变储蓄率。

  但对国内来说,适当降低储蓄率却与提高居民消费率紧密相关,也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而制约国人消费需求上升的也并不是储蓄倾向很高,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幅增加的问题。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而这个时期,我国GDP却是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在同一时期,我国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却都是保持了大幅增长,结果就又表现为在近年的经济膨胀时期,地方政府性项目投资的不断增加和企业储蓄的不断攀升。在周行长的文章中也提到,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我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高水平。

  尽管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密切相关,而事实上这也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长期被压抑,不是出于一种文化倾向的储蓄自觉,而是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广大普通群众所分享,企业和社会利益集团对财富的占有,不管是用于新的投资还是为投资安全需要保持集团储蓄额的上升,他们都客观上挤压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和现实消费能力。所以,目前的投资储蓄的失衡或者说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本质上是我国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性利益集团对高度分散的居民利益的一种侵蚀。这里我们还特别强调,我国已经形成的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扭曲的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代价换来的大量外储的福利效果,不仅没有增加国内福利,反而给国内带来的是净福利损失。

  所以,看清了国内高储蓄、低消费的症结所在,也就好开出改革的药方。

  加快完善社保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网是必然和必需的。的确如周行长所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需要不懈努力;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当前就是要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变,尽快把政府机构体系纳入社会化管理,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理顺资源性产品成本和加快货币化进程,尽快打破行业垄断;目前可以最快做到的,就是加大结构性减税措施。前期广泛热议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征点、规制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切实稳定和繁荣资本市场,等等,人们总是感到“雷声大雨点小”,让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望穿秋水。但这些又恰是能切实稳定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预期的有效的政策选择,不仅操作性很强、成本代价也不是太高,为政者应当断则断了。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黄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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