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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于2009年3月28-29日在中国海口共同主办以“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为主题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话”。

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刘尚希:

  谢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就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

  原来的题目是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很难讲,这个效果到底怎么讲,从哪个角度来说,后来我想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样,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就急着对它进行评价恐怕会走偏。基于这种想法我重新做了一个思考,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当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的观点就是积极财政政策正在减少不确定性,减少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当中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从官方的表述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第二是推进税费改革,实行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第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是调整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是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这五个方面可以浓缩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支出,另一个方面就是减税,就是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理解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是扩大支出也好,减税也好,仅仅是手段,还要再进一步深化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从上面五个方面,我可以归纳为三个观察的视角。第一,经济视角。从经济视角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毫无疑问是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在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维护经济的稳定,这可以说是中国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第二,从社会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属于社会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作用是调整和改善社会利益结构,维持社会稳定。无论是扩大公共投资,还是扩张公共消费,或减税都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社会政策。我们讲保障和改善民生,实际上这就是社会政策。看到我们支出和使用的方向上面很多是用于社会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这些方面,是以社会建设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视角来看,观察我们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社会政策。第三,改革视角。积极财政政策属于促进改革的政策。我们现在提出4万亿的刺激方案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是促进改革的一个政策,它的作用就是要促进符合新的要求的结构形成和体制机制的形成。这么巨额的公共投入如果不以改革的方式来实施的话,不是说有了钱就好花了,花钱也需要一定的体制机制,比如说医疗卫生改革,三年8500亿,这怎么花,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来花,还是构建一种新的体制机制?这也很重要。公共投资,社会基础建设从1998年的情况来看,有了钱不一定花得出去,项目储备不足,基础准备没有跟上,不一定花得出去。短时间内也可以说是突击花钱,这应该是和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的。这么一种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的扩张支出和大规模的减税,毫无疑问对改革是一个推动。

  从上面一个视角的观察,我认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涵盖了经济、社会改革这些内容的一项综合性的公共政策,如果把积极财政政策仅仅从经济的视角,仅仅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执行可能就使政策的执行变形走样。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经济政策,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这对如何来划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怎么发挥它的作用,是不是前面所说的,从经济扩大社会需求,从社会调节利益关系,从改革方面推进改革是不是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呢?我认为这只是划分途径的三个管道,真正的作用是在哪呢?积极财政政策是落在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公共风险,防范公共危机。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不确定性的状态,不确定性无时不有,无时不在。第二是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市场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确定性突然放大,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扩散情况下就会带来公共风险和危机。

  第一,实体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放大。实体经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变得不确定了,企业之间的产销关系变得不了,以前有合同的,后来变了,这种实体经济内部这种不确定性突然放大就会导致各种商业活动和交易收缩。这就是实体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扩大所带来的。第二是虚拟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扩大。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负债、权益关系变得不确定,资产的价格变得不确定。融资、拆借关系不确定。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确定,金融活动收缩。从美国来看看得很清楚,最难就是资产价格,没有办法确定,美国政府收购银行的资产,以什么价格去收购?不确定。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就出来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虚拟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突然放大引发的。我们国家是外部的冲击产生对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放大开始的。第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扩大。金融与经济之间这种不确定性相互在扩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当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这种不确定性扩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危机就会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往下沉。这个危机的起点有的可能是从金融开始的,然后扩散到实体经济,然后形成相互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金融应当说是基本健康的,我们是从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但是实体经济这种不确定性的扩大会不会影响到金融,这还要进一步的观察。这个危机的发生,起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都是在不确定性突然放大的情况下面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在我们国家来讲主要是针对我前面讲的实体经济领域不确定性放大的情况下,怎么阻止这种扩散和蔓延来稳定我们的经济。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减少社会运行当中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扩大,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会随之急剧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破产导致的失业增加,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所带来的。一是消费的不确定性扩大,对于没有储蓄、平时消费依靠工资的工薪族而言,一旦失业,生存问题马上就会到来,例如失去住房、无钱购买食品等这样的消费风险就会在社会上蔓延开来。第二是失业的不确定性扩大。第三是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扩大,社会的心理秩序被打乱,犯罪性上升,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明显。显然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化解社会运行中这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三,要减少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刚才常教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面对积极财政政策,面对巨额的公共投入,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花钱,从改革的角度来说还要花钱买机制。总体来讲,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花钱买增长,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机制,但能不能买来,就取决于是否减少了经济和社会中的不确定性。

  我为什么做这种判断。因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扩散导致信心崩溃。第一,危机的发生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而导致不确定性扩大、扩散所致。第二,危机是一种公共的宏观形态,是微观领域各种不确定性叠加、累计的结果。传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过剩的危机,现代的危机是表现为信心危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使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社会心理和信心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信心,政治家凭着直觉发现信心最重要,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有他深刻的道理,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与传统危机的本质的区别。

  我讲几点建议,信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抓住了信心就抓住了关键。第二,信心应建立在减少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基础之上,如果不减少不确定性,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树立起来的。第三,政策措施与制度建设都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但是政策主要是短期的,制度建设是长期的,在危机干预的时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第四,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并非越大越好,积极财政政策就像一味药,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身体好转了,这个药就可以不吃了。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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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内容详见专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话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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