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不能因中国外汇储备高就多向IMF捐资

　　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了全球，现在已经持续一年多了，许多知名学者都认为，世界正在经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银行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萎缩，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度下降。

　　这场危机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同时也孕育着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外界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比较金融风暴中各国的经济表现，观察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内外举措，人们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更加关注，对中国的兴趣不断上升。

　　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不可能在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已经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中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风险与挑战。一位英国知名记者在对“两会”的报道中说，他看了温家宝总理3月14日记者会的答问，感觉中国总理对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措施胸有成竹。

　　中国去年实现9%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在西方国家纷纷步入负增长之际，中国政府提出8%左右的增长目标，我接触到的英国朋友无不表示惊羡。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及时、有力和大规模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很多英国政要和经济专家都表示赞赏。目前西方国家银根紧张，银行、企业、大学、慈善机构都缺钱，国际机构也都面临融资困境，因此不少人盯上了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指望中国出资救市的声音不绝于耳。

　　我问过不少英国朋友，为什么如此关心中国？为什么有关中国的很多事情被聚焦、放大，一会儿把中国捧上天，一会儿又对中国无端指责？他们说，国际社会已经将中国视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大国就像一个镁光灯下的巨人，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大事小事都会成为国际性的新闻热点，很难有隐私和秘密。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事就是世界层面的事，因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议论，会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

　　对于外界对中国的这些认识和期待，我们不很适应，也不能完全接受。尤其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存在认识上的落差，应该说是不小的落差。

　　我们中国人的古训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荣辱不惊，毁誉由人”。不管外面怎么“忽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不能飘飘然，也不必妄自菲薄。

　　通过金融危机，中国人对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应该说也在不断加深，更加全面了。

　　第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前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美国华尔街几个大银行的倒闭，会让大量中国的出口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工返乡，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时找不到工作，而这正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现实。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国际问题，因为世界某个角落的问题，可能会牵涉到普通家庭的利益。

　　第二，中国应当更主动和有效地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影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更好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面对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动用各类资源，抓住一切机会，维护和拓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以及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从未能像今天这样，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大变革中，有条件、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合理要求，提出正当关切，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争取更多代表权和发言权，让秩序的调整和改革符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要看到、珍惜和抓住这个机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第三，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决定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做了一个中英两国的重要数据比较后可以看出来，尽管我国已经有不少强项，但是人均GDP仍然只及英国的1/15，人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只及英国1/25。联合国每年发表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的最新名次要比英国落后73位。这一比较很说明问题，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权益。胡锦涛主席年初访问非洲，这是他第六次访问非洲了，也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第二次访问非洲。胡主席的访问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作为非洲的真诚朋友，中国将与非洲国家加强合作、共渡难关。针对本次伦敦金融峰会，中国也要求与会各方关注发展问题，主张不能因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中国政府很重视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也很重视伦敦金融峰会，胡锦涛主席专程来伦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次虽然胡主席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各种会议、会见的日程排得非常满，是一次非常充实、繁忙的访问。各方对中国领导人带来什么信息、发表什么讲话，都充满了兴趣和期待。

　　中国对峰会也有自己的期待，希望会议的结果能够提振国际市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的止跌回升提供积极的信号。

　　北京已经为峰会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包括：

　　推动各方根据各自国情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特别就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的结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支持；

　　关注发展问题，避免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对中国来说，峰会是一个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在G20峰会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个威胁全球发展与稳定的大问题，这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等新兴大国将积极表达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虽然峰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二、三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表达共克时艰的决心和信心，这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

　　峰会有不少议题，也会有许多共识。记者们非常关心当下议论的比较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问题。外界很多人针对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主张中国多向IMF捐资，救助那些经济和金融形势岌岌可危的国家。

　　IMF的资金是2500亿美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用掉了不少，面对这么大的危机和越来越多的求援之手，资源确实不够。中国赞成IMF增资，主张首先在份额基础上增资，同时，我们也愿与各方积极探讨融资方式，准备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前提下，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在增资之前，还是要协商确定公平合理的原则。

　　首先，简单以外汇储备多少为标准决定各国出资规模，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一般来说，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需要持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需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较高的状况也属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其实，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人均算下来只有1500美元，而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均外汇储备都在1600美元以上。

　　再者，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的财政资金，它是央行发行基础货币从外汇市场购入的外汇资产，其相对应的是央行对持汇民众的人民币负债。如果要使用这些外汇储备，只能通过用人民币购汇来实现，而且只能用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不能直接使用于国内。外汇储备是老百姓和企业的辛苦钱，中央银行则是这些钱的保管员。如果要在境外借贷这些储备，就必须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的义务。同样，IMF在使用这笔钱的时候，也必须科学评估、合理规划、严格监管，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有效。

　　第三，援助非洲、亚洲等地的贫困国家，大家对此是理解和支持的，因为扶危济困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因为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坚定地给予了支持，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中国还要困难，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中国要低许多。因此，如果IMF实现了增资，我们主张重点帮助那些深受危机影响的发展中贫困国家。

　　第四，IMF目前的治理结构需要改革。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在IMF内拥有份额和投票权最多的国家，例如，美国占有的份额是17.674%，拥有的投票权是16.732%。IMF重大决策必须获得85%以上投票权，按照这一规定，美国事实上拥有了否决权。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份额和投票权都超过30%。相比之下，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为3.997%和3.807%，印度为2.443%和2.338%。这种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的现实不符，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增加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但相关改革因为种种原因进展缓慢。这次峰会应该为改革确定更明确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改革的情况下，应当首先按现有份额增资，因为份额出资是增加IMF资金充足率和补充资金的根本途径。当份额出资不足以解燃眉之急之时，IMF可以发行债券，中国已经对此表示了开放态度。我觉得，中国的这一主张合情合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平衡这一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

　　英国作为主席国，很重视中国对峰会的立场和作用，布朗首相积极评价中国对峰会的投入和参与，两次派特使赴北京磋商，注意听取中方意见，双方在各个层次保持了沟通与协调。我在与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接触中，也深切感受到英方对中国的重视和期待。我相信，胡锦涛主席的与会，将为峰会的成功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正经历百年一遇的危机，也正面临百年不遇的国际合作契机。面对空前的困难，国际社会应当展现空前的团结、勇气和信心，通过全球性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塑造稳定、成熟、平等、合作的国家之间关系，推进国际治理的理念、结构和方式的变革。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愿与各方共同努力。

　　我们衷心希望，伦敦金融峰会体现和谐、合作和向前看的精神，开成一次提气与富有成果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