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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是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自西向东转换契机

  编者按:

  在G20峰会召开前夕,本报联合博鳌亚洲论坛,专访了一批经济学者,就如何审视金融危机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其未来将如何变革以及金融监管、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面深度探讨

  李籁思(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研究部主管):此次危机是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自西向东转换的部分过程

  对市场而言,美元仍为最大的担忧。

实际情况是,美元在危机中走势稳固,不跌反升。出于对流动性的疯狂追逐,投资者将其在新兴市场的长期头寸变现,用于清偿在西方市场中的债务。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印度等经济体出现了美元短缺,加剧了美元的强势。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市场中很多人猜测将会出现美元危机,但今仍未看到。随着2007年末以来美联储开始降息,美元吱吱作响,但没有裂成碎片,并在金融危机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很多因素可以解释美元汇率出现这种走势的原因。渣打全球研究部外汇策略团队和亚洲宏观经济分析团队预测2008年下半年亚洲货币疲软,美元走强,亚洲货币疲软或许可以解释美元最初的走势。之后金融危机爆发,导致避险倾向急剧上升,资金逃向优质资产。日本投资者将资金留在国内,日元套利交易开始平仓,日元受益最大,这一进程现已接近尾声。同样的道理,美元变成了避风港,加剧了美元的强势。当前经济环境下,预计美元升值的势头可能会延续到危机结束,但也仅仅会持续到危机结束。

  总的说来,我们仍将此次危机视为全球经济金融主导力量自西向东转换的部分过程。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亚洲各经济体作为储备拥有者可提出诉求

  亚洲各经济体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在世界金融体制改革当中发挥自身影响力;在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通过相互合作谋求共同利益。亚洲之所以如此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处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人过去说“这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但在当前形势下,亚洲各经济体作为储备拥有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

  对亚洲而言,当前比较现实的是争取两点:第一,至少在国际制度安排上不仅允许而且要鼓励多种储备货币的存在和竞争。储备货币多元化有利于缓解由美元垄断地位而造成的问题。第二,应该通过国际合作或建立某种协商机制来加强对美元滥发的监督。

  但国际金融体系不会出现突变,目前的基本格局仍然会保持。全球使用的世界货币是由一个国家发行的,全球流通的金融资本又是各国分而治之,在全球治理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只能靠各国之间增进联系与合作来加强全球的金融监管。

  彼得·胡伯(德意志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将来也许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II

  就金融产业监管而言,我认为亚洲国家应进一步修复已出现的问题,在金融机构逐渐转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并开展密切的合作。

  对于坚信市场经济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人来说,这次危机无疑会让他们睁开双眼。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它们必须得到处理,以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看,经济周期是一个不断重演的过程,人们常常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政策——就能够将其妥善管理。但事实上,我们取得的进步与原本的期望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可能存在某些必然性。

  一些主要国家将会面临许多国内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建议人们对其开展全球性的讨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应该向银行投入多少资本。而这一要求将由私人投资者向银行提出。为此,我们需要在各国之间进行协调,所以将来也许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II。除了建立良好的银行系统以外,我们还需要讨论对保险业进行管制。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把这次危机作为简化的机会

  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国际金融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对这场危机的初始反应只停留在国家层面上——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是如此。每个人只关注他们自己的银行。在对援救努力作出适当反应方面,美欧也表现出协调不足的缺陷。

  熊彼特说危机过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复兴,这不无道理。危机实际上加快了虚弱且欺诈的机构退出,而这应该是在一段正常时期内有效监管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归本质,理顺重点。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正义体系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它比花哨复杂的衍生体系要更好。因为,在后者中会有一部分人以其他人为代价积累巨额财富。

  我们需要奉行中庸之道——怎样有效利用市场的力量,同时监管市场,以避免过度消费和不稳定性。

  如果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除非实体经济强劲,不然金融体系都难免脆弱。

  额外的监管会遏制金融创新,产生新的失真,这是陈腐的争论了。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付出500多亿美元的监管费用来防止“庞氏骗局”,来挽救世界2.8万亿美元的损失,那么每一分额外的监管费用都是值得的。

  目前的改革计划中令我担心的是,每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似乎都想增加其复杂性,而不是把这次危机作为简化的机会。

  吉姆·格莱斯曼(摩根大通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市场参与者也推动了金融业转变

  证券化的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柱,提供一个公平的舞台,以各种工具供给金融公司以管理风险,使不想遇到管理风险的企业渡过难关,而让愿意承担风险的公司承担风险。

  虽然金融体系的监管能够也应该提高,但对复杂的金融证券的指责过多强调了它的症状,而非原因。指责证券化工具,这就像把犯罪的责任推给武器而不是罪犯。

  市场参与者们也推动了金融业的转变。投资银行过去能够很高级别地杠杆化,以至于银行监管者无法监控。2008年,市场参与者推断,这种商业模式已经行不通,即使像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些相对成功的投资银行,也被迫与银行衔接或者把自己变成银行,把它们置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监视下,迫使他们寻求客户储蓄提供的融资来源。

  史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危机后的治理措施必将彻底改变华尔街

  假以时日,这场危机将会被看作是一场在治理上的失败,而非自由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毋庸置疑的是,危机后的治理措施必将会彻底改变华尔街。但是新的政策体制还必须包括一套修改过的治理规则——不仅有监管方面的优化和改革,而且还必须将“金融稳定”深刻纳入各中央银行的政策法规之中。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讨论汇率制度选择

  美国金融危机十分严重且在继续深化,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长,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可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还将长期持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实力依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网络效应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极强的惯性,由于历史传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极其特殊的作用等因素,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构架,包括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个多元化货币体系要能够坚持下去,各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某种形式的相对稳定关系。

  各国货币间建立怎样的汇率关系,历来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问题。然而,关于浮动汇率的合理性,迄今我们并没有看到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实践上,它更出现了许多与浮动汇率教义事实上相违背的新现象。

  还有一个同样不可被忽视的事实是:根据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后,各国持有外汇储备的需求将大大下降。因此,21世纪以来,我们理应看到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的现象。但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汇储备经历了一个暴涨时期而且一发不可收。一个新的金融力量,即建立在巨额外汇储备之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们将此概括出一个以“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巨额外汇储备”为基本特征的模式。这种模式正是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为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防御性安排。

  简言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讨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在全球实行某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可能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选择。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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