Ｇ２０：意犹未尽中的深层尴尬

　　Ｇ２０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一些“敏感性”较强的重要问题，Ｇ２０的答案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或是失之空洞；于一些“争议性”不大的细枝末节，Ｇ２０的答案反而显得有些厚重。

　　阳春白日风花香，Ｇ２０的絮风撩拨得人心荡漾。

　　诚然，尽管夹杂着点点滴滴的轻推暗搡，伦敦的青梅煮酒依旧闪现出诸多亮点。在金融危机的全球反思、经济刺激的全球联动、金融监管的全球协力、保护主义的全球抵制、金融秩序的全球夯实、金融风险的全球治理和未来发展的全球策划等方面，２０位领袖或是缔结了行动协议、或是达成了意向共识、或是形成了潜在默契，为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带来了阵阵暖意。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就像许多人事先预料的那样，Ｇ２０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伟大突破”，“奥巴马们”的确在伦敦迈出了一小步，然而这表征着“前进”趋势的一小步似乎离跨越危机鸿沟还相差甚远。

　　Ｇ２０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一些“敏感性”较强的重要问题，Ｇ２０的答案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或是失之空洞；于一些“争议性”不大的细枝末节，Ｇ２０的答案反而显得有些厚重。人们总是期盼危机中的伦敦能够像６５年前一样变成改变历史的布雷顿森林，但希望越大，相对而言失望也就越大。事实上，如果结合全球性多边协商的制度要素、结构要素和现实要素细思“意犹未尽”之感的深层来源，也许我们之前就不必对Ｇ２０形成历史性突破抱有非理性的憧憬。这样，反而有助于我们欣欣然从“一小步”中解读、感悟和体味“前进”趋势的个中滋味。

　　解读此番Ｇ２０亮点的论述已然汗牛充栋，笔者这里更想谈一谈Ｇ２０意犹未尽中的深层尴尬。为什么Ｇ２０没有结出累累硕果，而仅仅是小有斩获？一个耳熟能详的大众化解释在于利益冲突和全球博弈，虽然都面临着危机的肆虐，但“不同家庭的烦恼总是各有千秋”，受个体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始动机的影响，经济体个体的博弈选择不可能完美兼顾集体理性，自保为先的个体策略导致共同协商解决个体选择“外部性”的空间十分狭小，能够在有限的交集中达成一些共识，已经实属不易。在没有一个超主权实体能够以有形之手改变整个博弈结构的现实约束下，利益冲突导致博弈均衡不可避免地滑向“意犹未尽”。当然，这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有益诠释，但深思之下，一个延伸问题油然而生——利益冲突及博弈均衡滑向集体理性不足的根源又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意犹未尽的Ｇ２０之所以没有形成历史性突破，三大矛盾的深层制约值得思量。

　　其一是全球性多边协商中的美国矛盾。美国会不会妥协于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决定要素在于美国“霸权稳定性”的变化。在２００８年９月雷曼兄弟事件之前，次贷危机还仅仅是美国危机的时候，“远离美国、远离美元”的口号可能还颇有底气，但当次贷危机剧烈升级并演化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双危机之后，世界对美国“现有霸权地位”的惯性依赖反而进一步增强，在其他地区的主权风险潜在上升之际，“靠近美国”在短期内反而变得有利可图。本质上看，单纯的美国危机对美国是危大于机，对全球性多边协商形成突破是有力促进；而伴生着全球危机的美国危机对美国却是机大于危，对全球性多边协商形成突破则是潜在桎梏。以此为鉴，奥巴马在Ｇ２０上坦陈美国对金融危机所负的责任，与其说是新官上任的勇于担当，还不如说更像是包含着些许的有恃无恐，毕竟美国危机的风险外溢对美国推行“以救助美国为中心救助全球”的策略颇有助力。有意思的是，在谴责美国制造了此番全球混乱的同时，诸多国家却丝毫不否认美国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许，每一个非美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所谓的“Ｇ２”，而不是“Ｇ２０”，这个“Ｇ２”里一个是自己，另一个则是美国。在美国潜在担负着各种“Ｇ２”重托的背景下，Ｇ２０终结“美国霸权”本身就缺乏物质基础。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近来美国经济数据的频繁好转更潜在增强了奥巴马的底气，如果说３月下旬美国新房销售、住宅开工、消费者信心和耐用品订单数据的骤然反弹还可以被解释为异常“扰动”的话，那么对４月初待定住宅销售、ＭＢＡ抵押贷款申请和ＩＳＭ制造业指数又出现企稳的迹象还视而不见就有些不够审慎了。尽管整体上还是负面因素占据主流，但相比哀鸿遍野的欧洲和日本以及滞后显露出脆弱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国经济短期的相对表现似乎更令人充满期待，也许复苏还未有定论，但至少复苏可能性的上升给已然有所作为的奥巴马更大信心，通过维持“美国霸权”以实现美国、乃至全球的稳定。

　　其二是全球性多边协商中的新兴经济体矛盾。当“脱钩”论尚未破碎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未受到美国危机及其衍生的全球危机的太大冲击，彼时自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没有切身体味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失衡的负面影响，独立增长美梦未灭，其要求改变现有格局的需求并非迫在眉睫；而当“脱钩”论彻底失去市场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然不可能在全球动荡和衰退中独善其身，此时切身感受到失衡之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改变现有失衡体系的迫切性骤然增强，但尴尬的是，独立增长美梦的破碎伴随着潜在话语权增强趋势的同步趋缓，变革的迫切性与推动变革的能力此消彼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性多边协商中或多或少面临着这样一种矛盾，相对实力提升时求变之心相对不强，求变之心急切时相对实力却又有所不足。自２００９年３月以来，ＩＭＦ、世界银行、ＯＥＣＤ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脆弱性的担忧不断加大，在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寄予的厚望愈发淡化。以ＩＭＦ为例，其２００９年１月对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预期分别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预期调降了１．７、１．７和１．８个百分点，而其２００９年３月对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预期又较２００９年１月的预期最多调降了１．５、１．５和２个百分点。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神话的难以为继虽然加大了其求变的诉求，但也导致其推动Ｇ２０形成历史性突破时显得力不从心。

　　其三是全球多边协商中的整体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危机导致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受阻，ＷＴＯ最新预期表明全球贸易将出现萎缩，私人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也暗示着全球资本流动趋缓，这使得单一经济体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增长过快下滑的冲动不断增强，而要求抵制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又大幅上升，“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个体理性导致搭便车心理全球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性口号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纸空谈，这与世界银行公布的贸易保护案例数据飙升暗自契合。另一方面，全球危机背景下，市场对国际机构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刺激”寄予了更高期望，但危机导致夯实国际机构的资源又极度稀缺，在各国忙于以有形之手弥补自身市场缺陷之际，国际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实质支持以提高实力、满足与日俱增的全球性“公共产品”需求。

　　总之，伦敦的Ｇ２０虽然有不少亮点，但制度要素、结构要素和现状要素交织后形成的“三大矛盾”使得全球性多边协商难以在短期内结出累累硕果，这正是我们感觉意犹未尽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