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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任重而道远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任重而道远

  主持人:本报记者 黄丽珠

  特邀嘉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专家、博士生导师 王元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丁志杰

  G20伦敦金融峰会已经落幕。

尽管会前各方激烈博弈,但最终还是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达成多项共识,特别是在加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这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稳定经济金融形势。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金融单极化模式开始松动,多极化初露端倪。近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专家、博士生导师王元龙博士、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博士做客《财经热点对话》,两位专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必须抓住突破口。

  G20伦敦金融峰会对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意义重大

  记者:从G20达成的共识看,会议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仍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选择、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乎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G20对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是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王元龙: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达成了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核心共识。G20领导人同意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资金,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IMF和世界银行将实施改革并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增强了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决定新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在的金融稳定论坛,其成员将包括G20所有成员、金融稳定论坛现有成员、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地位将得到强化,并与IMF一道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测,发挥预警作用。此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拟提上日程。

  另一方面是对国际间金融事务进行了协调。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G20伦敦峰会就加强金融监管及全球携手应对金融经济危机议题达成多项共识。

  丁志杰:就积极意义而言,我认为首先是对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峰会公报就恢复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达成原则性共识:至2010年底共同推出高达5万亿美元的财政扩张计划,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采取更全面的金融业支持计划以恢复信贷,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时,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和贸易融资注入高达1.1万亿美元,防止危机蔓延和世界贸易下滑。但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如期达到效果,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反应,以及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责任约束。

  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地位上升。增加新兴市场话语权是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在G20而不是G7来讨论全球治理,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包括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G20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是全球金融监管新格局。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取代了原有的金融稳定论坛(FSF)意义深远。全球宏观治理的职能一分为二:IMF负责政策监督、最后贷款人;如果改良的特别提款权(SDRs)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一部分,可能还有货币发行职能;FSB主要负责金融稳定职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FSB会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人成功地实现了分权,预示着美国单极化的松动。

  中国应成为推动国际金融变革的重要力量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峰会发言时提出,下一阶段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那么,我国作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应如何发挥?

  王元龙:中国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有四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首先,实现由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变。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关键和根本,强身健体,推进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实现中国由开放型金融大国到开放型金融强国的转变,这是中国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坚实基础。

  其次,解决两个关键的制约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指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则是指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并非仅仅为国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拖延中国由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转变的进程。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可从两个层次、用“三步走”来概括。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取向。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取向。

  第四,关注中国的金融安全。巨额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中国在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和防范这些风险。

  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将成为G20纽约金融峰会主题

  记者:周小川行长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回应。据外电报道,设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议题已经成为G20纽约金融峰会的重要内容,而且近日梅德韦杰夫也表示赞成设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并提出“特别提款权是一个现成、可利用的选择”。您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景怎样?

  丁志杰:在危机的蔓延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的逆转是使得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受害者的重要原因。从这点来看,更为现实的路径之一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包括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纳入改良的SDR等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加大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世界各国应对该问题充分重视,有必要在全球层面达成对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管理的共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二是建立大国货币汇率之间的协调机制。前美联储主席、现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沃尔克说过,如果没有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资本无序的流动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不可避免。总之,适应全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包括超主权储备货币在内的多元化国际货币;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规则,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建立大国货币汇率协调机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可能的突破或着力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IMF的治理改革,包括使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真正挂钩;以及在新的治理模式下,取消美国过去一票否决的特权。二是对SDR的改革,构造新的SDRs,纳入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同时,扩大SDRs的使用范围,使其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之间,还应该积极促进SDRs的商业化用途。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SDRs作为一种记账单位的使用,使其能充分发挥世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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