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并非铁板一块 有相当富色彩的多元性

　　特约评论员 陈永杰

　　最近关于中国应否借鉴福利国家的辩论，吸引了各界不少的目光。而这些辩论则有着特定的重要背景与语境，自然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首先，这场辩论相当适时地发生在中央政府公布医改方案的同时。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改方案的出台，显示了一种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政策理念的初步确立。民众对政府在除了医疗之外的其他社会政策领域（例如教育、养老等）进行全面改革将会产生更高的期望，而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应付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在这一系列改革风雨欲来之际，对于这场社会体制大变革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甚至辩论的问题。其次，对社会政策议题的讨论应该有政府、学界和民间的共同参与，使之成为一场现代中国的“公民课”，这堂“公民课”将比任何“素质教育”都更能提高中国人的思辨水平。学者们也有责任把他们的点评和分析建基在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论证之上，为学界和民间搭建一条公共知识之桥。

　　在中国应该借鉴福利国家的辩论及其后的各种讨论中，反对借鉴福利国家、反对通过以公共资源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要的一方，经常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以税收维持社会开支终将不可维持，西方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纷纷削减其福利支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据此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搞社会政策，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种论述的漏洞，社会上的很多回应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漠视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进行资源再分配，弱势群体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公共服务呢？然而，这种论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信口开河，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国家中只有一种福利模型而这种模型又已经失落了，完全没有参考任何学术研究的成果。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西方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究竟是正在消解还是仍在扩张，一直是欧美学界着力去验证的一个问题。欧美学界在过去十年间提出过多种分析方法以作验证，其中最常见的四种包括了最直观但也是漏洞最多的“社会支出占GDP百分比”、用于修正前者的“标准化社会支出占GDP百分比”、分拆不同社会项目进行分析的“福利国家缩减指数”（Welfare State Downsizing）以及与“去商品化”概念相关的“福利国家慷慨度（Welfare State Generosity）”等。

　　学者Stefan Kühner通过检验这几种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发现，虽然同样使用OECD提供的从1980到2001年的统计数据，但是不同的分析方法却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并无一个所谓的共同趋势。例如，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就被认为一直在缩减福利开支为例的英国为例，在这二十年间，除了“福利国家缩减指数”之外，其它三个指数都显示英国的福利国家正在“扩张”而不是正在“消解”。再看看日本，除了“标准化社会支出占GDP百分比”显示其福利国家正在“消解”之外，其余三种方法均显示日本的福利国家事实上明显“扩张了”。

　　其实，这种对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制度的多元视角认识，是我们必须拥有的。把西方国家看作铁板一块，认为它们都已经喊停了福利国家的观点，在学术研究成果面前完全站不住脚。事实上，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了一幅斑驳的图景，“消解”和“扩张”都一直在出现，甚至矛盾地交替着出现。我们应该接受的是，社会政策发展路向上有相当富色彩的多元性，并不存在一种我们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二元对立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