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会议于4月9日-12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本次大会由国际发展经济学会发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人大经济学院主办。10多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约45位国外学者在内的共约90位学者参会，其中包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Jomo K.S.、印度和阿根廷的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以及国内著名学者余永定等专家学者。
会议这两个标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英语的题目，一个是中文的会议标题，所以引起了上午赵磊、李炳炎的一些意见、一些看法，原来中文题目讲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怎么来重新监管全球的金融体制，中文的主题是英文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学者就根据中文的题目提出了好多疑问。
现在我是在想，英文的这个题目实际上背后有一个争论，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来看经济危机，实际上英文的题目用了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来描述这次危机，我很同意上午日本学者的看法，他把马克思的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区别开了了，实际上他讲到了结构新危机，是和霸权的衰弱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这次危机的判断，以及对我们现在已经采取的这种救市措施的判断，这个判断实际上争论的焦点、背后的焦点就是怎么来看这次危机，它什么性质。第二个问题，在中国应对危机整个过程中焦点是什么？我自己认为，整个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哪些政策需要纠正？怎么纠正？
第一个问题，怎么来评价这个危机。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讲，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个调节能力实际上为大卫·科斯的话，Re—regulating是一个制度安排，大概20年到30年的时候，这种安排是被整个机构机制化了，他有他的机构，他有他的一套机制，这套东西大概也就运行了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出大问题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这么短。
实际上整个的制度安排是从里根·撒切尔上台以后，整个推行了这么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整个的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把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整个分开了，分开以后虚拟经济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脱离实物经济以后膨胀起来了，而且这种经济有一个特点，是通过全球化一下子推卸到全世界了，所以为什么这次危机能够蔓延的这么快，因为它同样的制度安排，通过全球化，通过IMF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迫使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采取这样一种办法，这个制度安排本身的矛盾出来了以后，类似的情况一下子就跟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了。
上午陈平讲到，危机本身深内生的，实际上像这样一种结构性危机的解决是外生的，这就是曼德尔自己讲到了有两个拐点，第二个拐点出现的时候是要靠外生的力量，外生的力量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阶级力量战略上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的结果、较量的结果，会产生资本积累重新的调整，这种条件把他从大的危机中拉出来。
现在实际上刚刚开始，比如我们看到了美国一个黑人总统当选了，这是一个政治上大的事件，如果没有这次危机的话，恐怕是很难想像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是要在原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安排下仅仅救市，还是部分要来改变20多年里根上来以后的这样一套经济政治制度，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但是他表现出一种意向，表现出像罗斯福当时采取新政的这么一种意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这里头有这么一种征兆，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最近美国的情报委员会报告里提到反恐已经不是他的主要任务，而对世界整个稳定的主要安全是来自经济危机，他把这个危机也从一个政治角度来考虑，而且美国的一些人他们现在试图在划出一条地震带来，这条带实际上是最近这段时间震动最厉害的，比如今天上午谈到的泰国、谈到的巴基斯坦，另外还有中东的一些国家，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最近一些新加入欧盟 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里头，它引起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可能是世界的动荡等等，这种体制可能提出来。这些国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是小国，而且他在一度时间内对外开放，几乎没有什么保护，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本来是蛋糕在做大，所以有可能双赢，大家都从蛋糕里头拿一份，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拿的多少是不一样的，现在蛋糕整个在缩减，谁来承担这个危机主要的损失。他是一个外生的政治上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症状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
另外谈到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这样一个战略，这个战略现在看来很难维持下去，2月份的出口是下降了25.7%，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收入差别，包括城乡之间，包括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包括城市内部穷人、富人的差别。另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对欢迎带来的破坏，这种转变是不是要有大的经济社会震荡实现转变呢，中国的形势会怎么样呢？如果一个政权是完全对外开放的，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国家，成为外国国际资本的代理人，这种的政府往往在动荡中很难维持，我们说的这种买办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以后要有各种力量找到中国的平衡，我们在危机之前就提出来要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发现前一段改革出现了一点问题，现在还是转变的压力更打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而且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我想还是有可能避免大的动乱，把中国问题解决好。现在的问题，我个人的判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之间的互相谈判，因为如果实物经济发生了以后，社会运动会起来，它的对话就不止是政府之间的对话，而是整个社会下层的人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最后博弈以后形成合力会有什么样的结构，恐怕还有好长的时间随着危机深化来看。中国的危机，实际上我们的银行系统，整个来讲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没有完全搞成那个样子，原来我们准备把土地流转，一看不行，这个决议正在搞的时候，东部城市的农民工纷纷往回流，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是相对滞后的，而且也收到了一定的阻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整个形势怎么作出判断，现在我们的银行系统没有像西方那样一下子垮掉，我们实物经济的影响是刚刚开始，我们又采取了4万亿的救市活动，这个救市活动可能把经济稍微推起来了，但是刚刚的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像这种经济危机一般情况下都要延续十年左右把这个问题解决就不错了。如果政府、中国学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估计，而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起做一些努力，我们还是可以避免动乱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到比较好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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