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金融生态环境好是给地方政府出路

    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呼声四起，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国应何去何从？继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之后，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院联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人民政协报共同主办的“2009年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暨第五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于4月11日-1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刘煜辉：很高兴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不敢说我是所谓理论体系系统性的研究者，我们是代表一个团队，因为我们本身金融研究所接受了人民银行的委托，和人民银行有长期合作的项目，大概每两年推出一次对全国30个省区，包括100个核心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评比，这样一个调查，包括设计很庞大的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到很多的数据，涉及大量的包括企业和单位经营结构的调整和人民银行现在的合作，在2008年这次，大概在下个月，5月上半旬对报告的结果会公布和发布，涉及到30个省区、100多个核心城市、338个地级以上的地区都纳入评级的范畴之内，可能在座今天来参会的很多同志所代表的城市可能都是我们评价的对象。

    下面简单讲一下金融生态的源起，按我们的理解，应该源起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地区差异非常的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典型的转轨经济的特征，这种特征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明显。我们看到全国30个省市还是细分到各个地区，和金融质量和金融健康程度的差异非常大，随着这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差异，并没有有效得到一个很好的消除，好的城市，张所长也讲到包括江浙那边不良率非常的低，而且形成了良性循环，形成的资金的洼地，任何金融机构到杭州去，当年设点，当年可以赚钱。但是在更多一些地区，有些不良率的话，高达30%、40%甚至50%以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性的话，对我们研究者来讲要找出原因，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体系内找，一个是体系外找。从体系内找原由解释庞大地区差异，我们找不出更多的因素。因为你在同一个政治体制下，同一个法律下，特别是商业银行94年后经过力度非常大、非常彻底的垂直性的商业银行的改造，大家在同一个风险管理的事业部上进行操作，各地的内控机制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存在大差异的重要性原因只可能从外部环境找，外部环境，根据我们的研究，外部环境很有可能是影响各个地区金融健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各个金融要素之间，我们研究者感觉到政府是比较关键、比较核素的因素。从大范围来讲，尽管我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年改革中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感觉到，特别是近五、六年来，中国的政府，尤其各级政府对经济生活、经济层面领域的影响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同步也在加深。我举一个大数，这是公开数字，去年整个预算率，我们讲小的预算，各地政府是6万亿，加上预算外是七、八千亿，加上各地政府的统计数应该是1.1万亿，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国有部门的、企业未分配的利润是1.2万亿，把这几个数加起来，政府基本可控制的资源大概是9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这样一个规模，占中国GDP28万亿的6总量几乎接近30%，这在全世界，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达到30%的收入，在全世界100个经济体中独一无二，我们的政府在整个经济生活领域中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这在金融层面怎样体现呢？可能94年之前，我们的商业银行没有改制，当时基本上是从属于行政架构的配置，也就是说，当时包括省长、市长通过项目办公会可以指定某一个银行进行贷款。1994年以后，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这种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约束。既然是垂直管理，不可能听任于地方的行政领导，在编制上是这样的格局。政府控制经济的要素、经济的资源实在太多，从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可以影响到银行的资源，包括土地、行业的准入，包括各种税收的优惠政策，这些对我们银行来说它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拥有这些东西的企业，拥有政府支持背景的企业是非常放心的。我们最近出了一个事，很明显可以反映到包括政府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还有被深圳市地方政府封杀的事件，最近媒体炒得比较热的。

    在中国主导型经济大背景下，金融资源配置不可能随着政府分配来走，这是不可能的。随着这样的格局，我们不能怪政府，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政府激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政府才会有怎样的选择。对政府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政府做的只是对他有利的事情。通过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危机以后，我们感觉到中国未来金融生态环境确实存在恶化的趋势，危机以后，中国最近几年，政府比较宽裕、比较富裕的好日子，应该说是结束了。景气的时候，通过土地的财政，把地方政府2002年以前财政比较紧迫的困局、财富的危机掩盖下来，现在危机一来，尤其房地产开始走入衰退的周期，土地卖不出去，很多地方去年土地所谓被腰斩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债务危机就表现出来。这样的格局怎么办呢？我想办法真正要改变的话，不光是经营体系自身的改革，更关键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或者叫政治经济体制层面要做更大手术，包括政府激励，政府激励不改的话，对现行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肯定是做GDP和做投资，去做大经济总量。不会引导它做民生，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当然，对地方政府来说，不光是用自上而下的高压态势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给出路。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迹象，包括最近中央9500亿财政赤字当中特别安排了2000亿的市政债、地方债，我们大概从2003年的时候就呼吁要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直到危机以后，我们看到才开了一个口子，做了一些尝试，做尝试的话，预算法要改，担保法要改。真正要改变地方经济生态的话，我们要做的改革可能是伤筋动骨和大刀阔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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