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经济的复苏 最终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经济的复苏，最终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专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刺激内需，调整结构。10年过去了，应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再次把刺激内需保增长，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中之重。

　　此轮中国经济周期侧重点在于经济结构出现较大问题,经济规模和数量堆积已经引起中国宏观调控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看到，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调控重点和焦点依然集中在规模和速度上，忽略结构和质量的调整。

　　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在于内需不足，不能对冲外需急剧萎缩。而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外向型，建立在内需稳固的基础上，而中国内需一直疲软。

　　应对危机，我们还有哪些可为，可不为？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本报记者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进行了专访。

　　五重“两难选择”

　　《21世纪》：中国2009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出来，结果GDP同比增幅6.1%，好于市场普遍预测的6%。为什么这个结果出来，反而引起大家对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进行探讨？

　　刘尚希：应当说，应对危机，刺激经济的目标、方向一开始比较清楚，不仅仅是“保增长”，而是同时提出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改善民生，促进改革。这是一个多元的目标。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却面临着至少五项两难选择：一是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二是保出口与扩大内需；三是保就业与保护劳动者权益；四是保企业与调整结构；五是加大政府投资与刺激民间投资。无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从我国经济现状看，各项政策措施的重点应放在上述五项选择的后一方面，但从实际操作看，由于种种原因不由自主地把政策重点放在了上述五项选择的前一方面。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可能对扩大消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带来不利影响，从而降低经济回暖、反弹的质量。

　　《21世纪》：消费与投资之间的选择，缘何两难？

　　刘尚希：扩大内需照理来说，应当重点是要扩大消费，因为消费占GDP的份额这些年不断下滑，我国的消费率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而且多年来居高不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应当是以消费为重点。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不由自主的把重点放在了扩大投资。为期两年的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主要是投资。

　　《21世纪》：为什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把重点放在扩大投资了呢？

　　刘尚希：第一个原因是政府用投资手段刺激经济最便捷，最容易，在GDP增长这个指标上见效最快。第二扩大消费要使居民手里有钱，怎么才能使居民手里有钱？一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短期内做不到。提高工人的工资，提高劳动报酬，与现在的实际情况有冲突，很难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下提高工资。这些一下子都做不到，政府只能用其它的办法，通过政府扩大公共消费来带动私人消费。扩大公共消费比如说教育消费、健康消费，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实际上也是扩大消费的一个手段。这个方面政府也在做，但是相对来说效果不明显。

　　《21世纪》：给居民直接发钱或消费券的刺激方式，更直接，更有效？

　　刘尚希：全民发钱这种方式，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切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办法。因为中国13亿人，每人发100块钱就1300亿，100块钱能解决老百姓什么问题呢？假如支付再多，假如给每人发1千块钱，或发放一万块钱，财政能承受得起吗？而且在当前这种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对于贫困、低收入阶层来说，1千块钱能有一点作用，但是对掌控有大量财富的富裕阶层而言，发1千块钱，那怕是发1万块钱，其边际消费倾向还是相当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全民发放不现实。

　　再有，钱即使发到个人手里，会不会变成有效需求，这个是问号。因为消费不消费是个人的事，政府不能强迫。

　　当然，如果发放消费券，必须买东西，那买什么呢？现在每一个人消费需求都不一样，穷人的消费除了最基本的食品以外，还有其它如彩电、冰箱之类；富人的消费更多的就是奢侈品。要扩大富人的消费，那就要加大奢侈品行业的生产，这带动不了整个国民经济。我觉得当前正在做的家电下乡，是一个有效促进消费的方式，尤其是有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消费扩大。家电下乡好比商场促销打折，有一个带动效应。

　　《21世纪》：现在，一些舆论还在呼吁，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力度，促进出口。这是否有悖于转变出口依赖的结构调整？

　　刘尚希：这又是一个两难：保出口与扩大内需。照理来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这么高，这次危机正好是一个调整的机会，适当降低出口依存度，是降低国民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必要举措。但政府又采取了很多刺激出口的一些政策措施，而且在不断加大力度。截至目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已经连续五次调整出口退税率。

　　从200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出口退税占进口税收（增值税和消费税，都属于中央税收，出口退税主要也是中央承担）的比重达到80%。今年出口退税的力度大大提高了，如果出口退税率再进一步提高，完全有可能出现进口税收还不够退税的。这不仅对中央财政的影响极大，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出口导向，使发展方式进一步逆转。况且，政府政策是无法操控外需的。所谓稳定外需的说法，实际上就是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如果是资源性产品出口，国外买主会乘机囤积，例如日本和韩国大量进口我国稀土资源，加大战略储备。如果是消费品，那还要看外国人的消费意愿，那怕是价格再低。

　　一个是认识问题，觉得出口非常重要，所以要保出口。现在失业的人这么多，只有保出口，才能保就业，才能保增长。正是这种认识，把保出口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再有，在长期的出口导向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向型的产业群体和数量非常庞大的企业群。这些企业实际上多数只是“生产型”企业，而不是经营型企业，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头的一个车间，没有什么经营能力，只会按照订单做贴牌生产加工，不需要经营，不需要推销。所以，大量外向型企业没有自己的营销体系，现在要转向内需，不知道产品怎么卖，不懂得怎么去开拓国内的市场。而这恰恰是中国长期这种外需导向型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21世纪》：越是这样，越应该借当前危机的机会扭转过来。

　　刘尚希：但是扭转也需要一个过程。适当给这些企业一些优惠政策，我认为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度要把握好，过分强调保出口，有可能适得其反。这些企业不从生产型企业变成生产经营型企业，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竞争力。现在要做的应该给一点扶持，促使这些企业转型：要从纯粹的、简单的车间型、生产型的企业，转向更具竞争力的经营型企业，而不是维持现在这种现状，让企业走老路。

　　《21世纪》：保就业与保护劳动者权益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吗？

　　刘尚希：保就业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早有争议。《劳动合同法》出台时，舆论非常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很多人说，现在很多企业倒闭了，就是因为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工人工资，企业的劳工成本提高了，承受不了，所以把企业整垮了，企业整垮了，就业岗位也少了，反而不利于就业。因此，有人按照上面的逻辑认为，保就业就是保企业。因此，把保护劳动者权益摆在了保就业的对立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从眼前看，两者之间确实有矛盾。但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扩大内需的一项制度基础，如果工资的比重不能逐步提高，扩大内需就失去了根基，保就业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关键是如何把“度”把握好。从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开始，劳动者的权益受到重视，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才不是像以前一样掉得那么快。正是因为保障劳动者权益，老板才不会拖欠工人工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农民工手里才有一些钱，才有了今天农村的消费，家电下乡也才能产生效果。假如说，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依然如故，低薪、欠薪、赖薪的状况没有一点变化，今天的消费将会更糟。

　　有的提出要取消最低工资制，这是短视的做法。从长远来看，要真正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必须扩大消费。只有扩大消费，才能带动民间投资，经济才能健康复苏，就业岗位才能真正的增加。扩大消费，要靠什么？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我的意思不是现在工人工资马上要提高很多，但至少要保护其应有的权益。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办法来保企业、保就业。如果这样做，那将是饮鸩止渴。

　　十七大报告提出，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逐步的有所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要提高。我觉得真正实现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这两个比重要逐步提高，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至少不应降低。如果在当前这种应对危机状况下，这两个比重再进一步下滑，那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了。

　　《21世纪》：现在虽然经济统计数字还相对好一些，但大家觉得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步伐依然迟缓。为什么？

　　刘尚希：这与前面提到的另一项两难选择有关，即保企业和调结构的矛盾。从道理上来讲大家都明白，现在要调整产业结构。但因为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失业的人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就提出来“保企业”这么一个口号。如果不分良莠所有的企业都保住了，结构就没法调整。因为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调整，就是要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需要新陈代谢，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使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企业的力度越大，调整结构就越难实现。

　　我觉得现在关键不是去保企业，而是要形成好的市场环境，不断有新的企业诞生，那么照样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加。所以，“保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保企业”的办法来实现，这不是唯一途径。

　　《21世纪》：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是否造成了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

　　刘尚希：这又是一个两难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政府配置的资源量扩大，就意味着市场配置的资源量要减少，就会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经济的复苏，最终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可能通过长期的强烈刺激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政府扩大投资，市场反映当然效果有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小。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的是上游产业，像钢铁、水泥。假如我们把整个社会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投资品，一个消费品，那么投资拉动的是投资品，投资品很多都是上游企业；消费品要靠消费，消费品的生产都是在下游企业。所以政府在扩大投资的时候，拉动的是上游企业，下游企业靠什么来拉动？现在这个力量相当弱小。

　　民间投资靠什么拉动？消费。只有消费才能拉动民间投资。产业链是从下游产业传导到中游产业，再从中游产业传导到上游产业。现在上游产业发展力量较强，而下游产业发展较弱，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不要让经济结构调整

　　失去一个十年

　　《21世纪》：刚才您讲的这五个两难选择，其实也是一直以来，甚至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但为什么情况愈演愈烈，没有缓解？

　　刘尚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1998年政府就提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目标，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实现。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当成一个战略，但在操作上实际又变成了权宜之计，我们没有始终如一的去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WTO,同时外需开始旺盛，出口连续几年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GDP增长很快，达到两位数，这个时候谁还想得起内需呢？如果我们仅仅把内需当成是数字GDP增长的一个工具，对内需就不可能有真正深刻的认识，往往是遇到困难了，就想起了扩大内需。其实内需，尤其是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工具），更是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基础，是增长惠及老百姓，即实现共享式增长的根本途径。

　　《21世纪》：目前危机的作用，再加上刺激经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本来的矛盾更加集中的涌现。会不会为以后的发展埋下祸根？

　　刘尚希：现在危机情况下，对经济复苏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完全以数字GDP来衡量，要更多看质量，宁可慢一点，稳妥一点，但是质量高一点，不要追求在国际上率先复苏。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定要克服。还是按照以前像温总理来说的，先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去攀比。

　　如果结构不调整，不能真正扩大内需，那么经济增长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现在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确确实实有必要认认真真考虑一下，反思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面对这场危机，去刺激经济的增长，怎么样使经济增长真正有质量，而且可持续。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是实现共享式增长的基本源泉。要不然中国经济的增长，看起来速度很快，但是国民福利会大打折扣。如果这一次依然把扩大内需仅仅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刺激经济的手段，那会“涛声依旧”，重复1998年以来那条路。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国要等待美国、欧洲这些经济体复苏，这就是寄希望于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看法。

　　《21世纪》：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是会不会产生垄断？

　　刘尚希：反垄断是市场平等竞争的要求，但不要狭隘地从国内角度考虑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们很多能源、资源要依赖于国际市场，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现在不可能像殖民地时代那样主要靠军队、靠武力，而是主要靠企业，靠企业中的“航空母舰”，即跨国公司或全球化公司。我国的大型国企就是要承担这样的角色，尽快走出国门，实现跨国经营。对于大型国企，不要一味地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成反垄断的对象。如果把这些企业也拆散了，谁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谁可以承担这个使命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型国企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对国有企业来说，现在是非常好的机会。大型国企要努力培养自己跨国经营的能力，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而不要在国内跟民营企业竞争。国有企业要让出国内的市场空间，承担起使命，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这应成为大型国企的战略目标。

　　目前中国的大型国企在世界上排名很靠前，但是大而不强，尤其是跨国经营的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充分利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所给予的机会，积极培养自身的跨国经营的能力，努力把大型国企变成跨国公司，变成全球性公司。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21世纪》：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说，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应对危机冲击的长期性，高度关注银行放贷冲动下的风险隐患积累。您怎么理解呢？

　　刘尚希：我觉得货币政策已经够宽松了，应更多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目前货币政策非常宽松，3个月几乎把一年的信贷指标都用完了（本年度指标是5万亿，1个季度已经用了4.58万亿）。一味开闸放水，很危险，可能为将来的通货膨胀留下很大的隐患。

　　现在需要在金融结构优化上面下功夫——调整金融结构。资金供给结构和资金需求结构不匹配是当前金融领域的根本问题。从总量上看，流动性很充裕，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很困难。应当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优化金融结构，实施更加灵活、差别的信贷政策，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便捷地获得信贷资金。这对发挥市场的力量，促进经济复苏具有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