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到东南亚走了一圈,最后一站到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专门见了我,谈了1个小时25分钟,他也非常关心金融风暴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我看来,危机下每个企业的应对之道是不同的,不能把人家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照拿过来。
从新希望集团的历史看,从无到有,已经发展了27个年头,2008年完成了480亿元销售(90%来自农业),比2007年增长超过150亿元。2009年,虽然金融风暴影响不小,但我们仍然想看看再增加100亿元行不行。
我们的发展大概经过了三个不断“做减法”的阶段:从1982年到1995年,是起步期,这个阶段我们既是创业者,又是策略制定者,更是管理者和经营者。一方面要筹钱,一方面要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还要亲力亲为,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是会计、运输队长、搬运工等;从1995年到2004年,我们进入快速发展期,我们不再做搬运工、司机、会计了,我们是董事长,同时又是管理者,是总经理,但不再从事具体工作了;从2004年到现在,又有了一些变化,我们更多的是策略提供者,制定企业发展政策、用人政策、目标。在这个阶段,我先是减去了很多总经理头衔,最近几年又减掉了很多董事长头衔,现在可能只是三四个公司的董事长了,今后争取再少一点。
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做减法,但有“减”就一定有“加”,增加的是优秀管理人员、专业人士,他们在管理的第一线、经营的第一线。一减一加,企业发展了。
我们的下一步还要发展,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总是向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向规范管理发展。做减法之后,我感到事情好办多了,我更有机会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例如与联想集团、新奥集团、海尔集团等交流,看看人家想的是什么、在做什么。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时间做调研,到基层、农村、边远的地方去,看看农民朋友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们怎么适应新变革和新现状。还有,我可以到周边国家去,到国外拜访大型企业。我感觉视野更开阔了,制定决策时就有底了。
金融风暴中,大家都讲“过冬”,怎么“过冬”?首先,我们适度精简开支,包括办公费、差旅费。我们提出2009年要比2008年缩减12%的开支,从内部拧干毛巾、挤出水分。另外,我们在财务上实行了集中管理,资金全部统一流向总部。我们每个工厂的产品销售了,钱全部进账,马上就显示在总部的电脑上,只是单向的流出。每个工厂怎么操作呢?大的方面集中采购,小的可以授权采购,但是它的钱要单独申请,网上审批,两本账,完全不重叠。同时,我们的库存管理有非常严格的执行制度。
还有,我们比较重视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改变“短融长投”这个民营企业的老问题。两年前我们提出负债率不高过50%,后面有人说50%太低了,是不是可以提高一点,人家达到70%都没问题,但到现在我们负债率从来没有超过60%。当财务增加时,电脑发出警告,会议发出警告,相关人员发硬指标,坚决控制。同时,我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以前,建工厂都是自己投资、自己买地、自己建设,周期长、投资费用高。现在,我们采用联合互补的方式或者租赁方式,轻资产运作,效率特别高,一块钱办两块钱的事儿。
在人力资源方面,以前很多企业提出高级管理干部靠挖,我们也挖过人,但绝大多数是自己培养的。挖人,一是成本高,二是企业认同感弱,三是磨合期长。所以,我们立足于自己培养和培训。我们不但在国内培训,每年都要派不少人到国外培训、学习。有人问我,你们在全国有那么多总经理,你都认识吗?我说,十年前每一个总经理都认识,现在80%不认识,三分之二企业没去过。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治理结构,在于是不是有规范、透明、严谨的治理。好的治理保证危机来的时候,企业基本上能够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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