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难当全球经济拯救者角色

　　4月25日至26日，IMF—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IMF再次要扮演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

　　然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IMF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日渐式微，过去几次失败的经历使IMF“危机拯救者”的形象破损不堪，尽管目前有7500亿美元注入，曾经窘迫不已的IMF能否“重生”，仍有待观察。

　　融资困境

　　春季年会之前，舆论和基金组织都对融资期待甚高。“我相信在年会上会有更多国家表达注资意愿。”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会前这样说。

　　目前，IMF已经接到来自欧盟、挪威、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组织的注资承诺总计约2000亿美元。其中欧盟出借1000亿美元、加拿大和瑞士分别出借100亿美元、挪威出借45亿美元。美国注资1000亿美元。

　　但自从IMF在去年10月要求增资以来，只有一笔注资得以落实，就是日本对基金组织的1000亿美元贷款。

　　中国也被要求为IMF融资。首先是美国政府在伦敦峰会之前提出要将新兴发展中国家纳入到IMF的备用注资工具NAB（新借款安排）当中。这个工具是IMF在紧缺资金时使用的借款安排，由26个成员国组成，大部分为欧美富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

　　“加入NAB对中国并无直接好处。”一位IMF的资深分析师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因为加入NAB并不改变成员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分量。

　　IMF的组织结构类似股份公司，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相当于股东，股东的大小由其所持有的分额大小而定。分额是由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算出来，依据是一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活跃程度。按照目前的分额分配，中国占有IMF3.66%的份额，在185个成员国中排名第六，落后于美、日、英、德、法。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排名更为靠后。

　　“现有的分额方程式没有科学反映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布鲁金斯学院的IMF专家拉尔夫•布莱恩特（Ralph Bryant）说。

　　春季年会在推进分额改革上取得了进展。会议决定于今年底之前启动新分额方程式的设计工作，下一轮的份额重申将在2011年1月之前结束。届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将有望获得更多发言权。

　　在没有得到这些权利之前，中国不愿意做IMF的债主，因此面临美国政府的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说：“中国将考虑NAB……但如果IMF发行债券的话，中国将积极购买。”

　　改革更难

　　融资难，改革更难。

　　IMF收入来源依靠借贷。但是由于该组织历来在危急借款时附带严格的经济改革条件，加上今年来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外汇储备，以至于成员国十分不愿意找IMF贷款。

　　为了让更多国家来IMF贷款，该组织被迫软化借款条件，这就形成了IMF的借款条件改革。

　　改革的第一步是今年3月IMF推出新的借款工具：灵活信贷安排。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贷款方式，适用于经济政策健康的国家，已经得到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的积极响应。4月17日，IMF批准了对墨西哥的470亿美元无条件贷款，随后波兰和哥伦比亚先后提出共310亿美元的同类贷款申请。

　　下一步，基金组织将放宽对已经发放传统有条件贷款（备用借款安排）的国家的执行标准。IMF的贷款是按季度发行的，伴随贷款发行的条件被设计成一个经济治理项目。每三个月，IMF测评项目执行情况以决定是否发放下一期贷款。

　　借款条件改革可以让IMF的钱出得去，但是要让钱同时进得来IMF，则需要组织进一步规范治理。

　　IMF历来为西欧统治，这些国家占领了IMF执行董事会24个席位中的8－10个(有的席位两国轮值) 。该董事会是IMF的常设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对决策有投票表决的权利。这使得基金组织不能充分代表185个成员国的利益。

　　因此改革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董事会席位分布。一部分欧洲国家必须让出权利给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其次，IMF计划强化其对成员国经济的监督。组织在春季年会之后同意启动经济预警机制，但机制如何设计，能起到多大作用尚不得而知。

　　IMF新定位

　　“IMF话语权是否能真正得以提升值得存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的局面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本次G20峰会上，各国的诉求不同而争执不下，才又把目光投向了国际组织。但IMF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救急不救缺”的低效“救火队”角色，在一个国家已深陷经济危机时，IMF往往才伸手援助。

　　郭田勇表示，虽然IMF成立的目的是协助稳定全球经济，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4%以上的局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因此，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和“亡羊补牢”的做法一直为业界所诟病，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再次转向IMF寻求建议和资金支持，似乎给了它“改过自新”的机会。业内人士认为，以前的IMF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身资金能力有限，只能等到哪个国家的经济近乎崩盘时才介入，这影响了救援效果；二是，西方国家在IMF的发言权过大，在援助中常常会向受援国渗透西方的理念。

　　“自《牙买加协议》于1978年4月生效，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IMF的作用逐渐下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IMF开出的所有药方基本上都是错误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分明是流动性出了问题，IMF却要求韩国先采取货币紧缩，然后才提供贷款。将人家整死再给钱，还有什么用？

　　G20峰会后的IMF似乎有了转机，IMF现在有相当大的财力，应带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全球金融架构。在G20峰会上，不少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全球经济的极度不平衡是此次危机的症结所在，IMF应加强其于2006年提出的“全球失衡多边磋商”机制。

　　“这仅仅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郭田勇认为，如果该方向确立，那么以后可能充当“世界央行”来发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自然是IMF，就目前来看，贷款资源的增加也反映了经济恢复所需的资源规模，这也意味着IMF的工作量会越来越大。

　　尽管改革的道路曲折，IMF已经无可替代地成为拯救全球衰退的中流砥柱。本次危机以来，它出借款总额已达1470亿美元，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几乎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