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陷薪酬困局：行政监管与市场定酬难权衡

　　随着14家上市银行年报的公布，备受关注的银行业薪酬水平终于浮出水面。在利润缩减和限薪令双重夹击下，商业银行的薪酬改革正在艰难腾挪。工行作为最赚钱的银行，高管薪酬却下降了23%，为了严格执行政府的限令，有的银行甚至出现了中层薪酬大幅超过高管的怪现象。

　　银行的降薪选择

　　降薪正成为高管薪资的主基调。顺利度过年报“薪酬门”的商业银行无不小心翼翼地调整高管薪酬。

　　事情起因于财政部在年报发布前夕——4月初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确定。

　　这被市场解读为2月财政部限薪令的“加强版”。2月9日，财政部下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金融高管的年薪控制在280万元内，高管薪酬与一般职工薪酬的水平差距控制在10~12倍等。

　　而这个非市场化的《通知》让银行伤透脑筋，降还是不降，降多少，如何降，都是问题。

　　一位非国有的股份制银行高管对记者表示，年报发布前，公司为了制定薪酬水平伤透脑筋，几易方案。虽然其2008年业绩增长不错，但加薪几无可能，因为要做到“要让员工满足，向股东有所交代，同时要让公众满意，并满足监管要求。”已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范畴的决定。

　　上述高管称，考虑的因素，第一是监管层的要求；第二是同类型银行和同区域银行的高管薪酬水准；第三才是业绩的增长水准。

　　减薪幅度最大是深发展董事长纽曼，尽管深发展并非财政部限薪对象。纽曼的薪水从上年的2285万元降至1598万元，降幅达30.43%。然而其薪资还是明显超过同行。紧随其后的是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从上年的1748.626万元降至1136.6万元，降幅达35.01%。

　　而国有银行的行长更是低薪之下仍自觉降薪。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等2008年的薪资分别为153.5万元、154.4万元、156.1万元，同比减少10.50%、10.02%、12.01%。

　　值得注意的是，降薪的银行业绩仍旧取得了增长。其中，工商银行高管的薪资最值得称道。该行以净利润1107.66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与此同时，工商银行高管年度报酬总额降幅却达23.66%。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顾问黄海龙认为，所谓的280万限薪并不适合，应该让各家银行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公司规模及给投资者回报等综合的因素来制定相应的薪酬体制。

　　限薪下的管理变革

　　“虽然此次减薪是行政决定，但是否应该一刀切还值得商榷。”黄海龙认为，长久之计应该是建立一个长效的薪酬机制。

　　矛盾已经显现。高管限薪之下，出现了中层薪水大幅超越高管的怪现象。例如浦发银行3位职工监事的薪资都超过了行长傅建华。其中，职工监事、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杨绍红和郑州分行行长李万军去年的薪资分别是500.3万元、367.0万元，均超过该行行长傅建华176万元的薪资。

　　浦发银行解释称，职工监事薪酬是按银行内部绩效考核方式得出。浦发2008年业绩翻倍，薪酬自然相应增长。而这些职工监事并不在高管限薪之列。

　　曾帮多家银行做过薪酬咨询的黄海龙认为，银行内部普通员工的考核体制多以业绩为导向，例如存款、贷款业绩，这些指标都是市场化的导向。而现在高管限薪则是行政导向。因此应解决高层薪酬行政监管和员工市场化薪酬产生的矛盾。

　　黄认为，在经济危机下，虽然限薪令短期制约了高管激励，但银行可以采用长期激励方式，捆绑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变通过关。

　　中国商业银行的薪酬体制一般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各项福利还有中长期激励机制。这基本上与国外银行薪酬体制是相符的。但目前国有银行中长期激励机制处于缺失状态。虽然中行、建行此前通过了长期激励的政策，财政部在2008年和2009年相继发文叫停国有金融企业的股权激励政策，而至今仍未有相关政策出台。

　　不过股份制银行类似的股权激励政策可以作为借鉴。例如宁波银行从2004年起开始实施管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其中管理层持有股份占该行股份总数的2.1%，其他一般员工持有17.3%，员工持股人数占该行员工总数的71%。14家上市银行中，宁波银行行长俞凤英的薪资虽然最低，2008年为152.3万元。不过，俞凤英还持有600万股宁波银行股票。这种薪酬机构就可以有效的刺激管理层。

　　另一方面，延期支付奖金也是特殊时期变通的薪酬管理手法。有些银行在限薪令下采取了推迟发放年度奖金的手法。例如深发展表示，计划冻结高级管理人员2009年工资增长，并在2008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高管的业绩奖金目标金额。深发展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决定高管的部分年度业绩奖金将被延期支付，并与银行一年以上期间的持续业绩挂钩。

　　翰威特一项调研结果显示， 延期支付就整个亚洲而言，这个数字达到了20%。

　　黄认为，目前银行的薪酬机制如果要完全的变革，根本还应该从治理机制做起。大量的上市公司在法人结构上存在“一股独大”的固疾，公众股东没有过问公司管理层薪酬情况的真实权利，导致有关公司高管薪酬的提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通常“一路绿灯”，薪酬制定中的随意性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