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危机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

　　2009年10日-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有着鬼才之称的世界杰出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造访中国，开展他的中国之旅。11日上午，克鲁格曼与中国经济学界在北京共聚，探讨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的机遇问题。

搜狐财经现场报道。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非常感谢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的邀请，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多读过克鲁格曼先生的教科书，今天第一次见到真人还是很高兴的，所以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我想简单的有两个评论。第一，金融体系的差距、差别，我正好有机会以前翻译一本书叫《伟大的博弈》，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历史和华尔街的过程做了一点研究，我觉得我们探讨金融危机和比较中美两国金融体系发展方向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很大差别，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差别，第一个差别是发展阶段的差别，从发展阶段来说美国市场是高度发达的市场，或者在某些领域是过度发达。而中国市场是完全次发达市场或者是欠发达市场。因此，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金融产品的发展，还是一个继续大力推动的取向。比如我们还在推动创业板，我昨天看了你们主持的创业板的节目非常好。另外一个差别，我们发展模式和美国发展模式有巨大差别，美国模式是200多年走下来，主要是市场自我演进的过程，而且已经出了这么大危机之后政府才介入，才有了监管。而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发展的，政府在里面的角色非常难以界定，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但是，从的取向来说，我想在未来相当长一时间里面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发行体制改革为什么依然坚持市场化取向。这是我第一个评论。

　　第二，我注意到克鲁格曼先生很多文章和观点非常精采，讲到危机的时候，好像看到的危机都是比较糟糕的，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想法，危机可能也没有那么糟糕，实际上人类从来没有避免过危机，他就是在危机中成长起来的。比如说大家说这次危机之前最糟糕的一次危机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之前美国是没有监管机构的，SEC是1929年之后建立的，美国是没有证券方面法律法规的，美国是没有现代的投资银行业，也没有现代的资金管理业，所谓一切都是1929年危机带来的，我们不能说危机是好事情，带来了好东西，而是人类应对危机产生了一些变革，这些变革是人类进步的来源。我想说的是在危机中政府的干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财政支持，刺激的计划。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进行制度的变革。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不管是美国其是还他国家从这次危机中借鉴的教训，包括国际监管的改革和合作，这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我想问克鲁格曼先生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你的评论，你觉得美国政府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你说真正要走出危机需要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监管制度、法律方面方面，听认为哪些方面是更重要的？更具体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金融理论说系统风险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防范的，因此我们就别管他了。但是，我们这次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中很难去指责任何一个个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在思考我们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没有办法对他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一个测量和度量。当然，如果作为你这么伟大的经济学家能够预测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依靠个人是很危险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量化的方法去界定金融风险，因为风险是互相传递、互相加强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爆炸性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克鲁格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