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改革不可忽视“圈层”社会

　　农村金融改革不可忽视“圈层”社会

　　Rural Financial Reform: Effects of Social Circle Network Not to

　　Be Ignored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农村金融不仅普遍存在着持续的供求缺口，而且广泛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和价格差异，政府正式金融组织与非正式金融组织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特征非常明显。

　　“圈层”社会与“断层”信用

　　农村社会以家庭为核心的“友情”式交往，逐渐向外辐射延伸，从小家到宗族、村邻、乡镇、县，再依次到地市、省、方言区、民族、国家等，一圈圈扩展开来，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

　　这种“圈层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信任结构。一方面是圈层内部的“熟人信用”，区域内的相互信任程度高。但另一方面，由于圈层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的建立，使信任仅局限于圈层之内，而在圈层之外则戒备森严。

　　如近几年我国实行粮食直补，国家的贴补资金通过农信社发放，信用社为农民每户办一个存折，然后把贴补资金直接存入他们的账户上，但农民知道后，很多人到信用社非要重新办理一个存折，把钱转入自已新办的存折上，这样他们才放心，因为信用社办理存折都是免费的，据了解，仅此一项一个县信用社的成本就达几十万元。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断层”信用构成。

　　“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

　　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是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强制变迁过程，它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部门经济利益的结合，虽然目地是为了发展农村金融，但这种非需求导向性制度变迁结果往往造成制度供给的错位和不足。

　　因为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它是靠长期的传统经验积累和自然选择下的重复博弈而形成的人文社会特征，是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下，正规金融这种制度性的组织形式就会出现难溶性和距离感，刚性的制度就会被柔性的和自我的农民意识形态所排斥，受到农村“圈层结构”的层层阻隔，当正规金融在社会关系较为稀薄圈层结构外层发生作用时，制度、契约和法制的作用相对较大，越到内层作用越小，它所发挥的效应也就越小。而农村的圈层结构特征是每个人都是圈层的中心，因而正规金融的边缘化就成为必然。

　　望洋兴叹：农民眼中的正规金融

　　虽然农村有很大的贷款需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又大力支持和推动，但近几年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量开展情况仍差强人意，问题较多。

　　大部分农民对农村信用社的理解仍存在偏见和误解。农村信用社在老百姓心目中“公”的观念很强，非经济因素在农户向农信社贷款的过程中“作祟”，农信社成为一个“公事公办”的公仆机构。

　　首先，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直惯于在“熟人关系”中打交道的农民对农村信用社会避而远之，农民向信用社申请贷款的动机不足，需求信息就会隐性存在于“圈层结构”的内核部位，增加信用社的搜寻成本和瞄准穷人的难度。

　　其次，受农民“公”与“私”观念的影响，当农户从信用社贷到款后，会侥幸认为，“公”家的钱不还也没事，能沾点便宜就沾，造成贷款客户的违约动机增加。在有效的竞争市场难以形成的情况下，监督制约条件不足，信用社只有增加更为苛刻的条件筛选客户，发放贷款时附加抵押、担保等农户普遍缺乏的条件，这无疑更进一步地增强农户对信用社的偏见，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怪圈就会形成。

　　再次，农民对信用社的认识偏见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不熟悉、缺乏了解造成的。农村信用社的属性连专业人士有时都难以说清，更何况“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对信用社的业务知之甚少，模糊厌恶的心理就会产生。另外，受某些请客送礼等歪风邪气下“人情贷款”的传闻影响，农民对农村信用社的模糊性厌恶和回避心理就更加强烈了，习惯性偏好使他们钟情于身边的亲友借贷。

　　成长的烦恼：民间借贷

　　政府推动下的正规金融因“水土不服”而无法适应农村的生存环境。在缺少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机构的情况下，靠亲缘、血缘、地缘维系社会关系的农民急需资金时，把求助的对象投向身边的亲友成为唯一的选择，民间借贷也就破“土”而出了。但也面临很多问题。

　　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很少发生商业活动，互通有无大多是在亲友之间靠相互交换或馈赠的方式进行，如果有人急需资金时，如上学、就医等，亲朋好友就有责任和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但这种借钱方式是不谈利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农民的意识，商业活动也逐渐在农村社会中的陌生人或偶尔在熟人之间进行，经济活动不断增多，有息的民间借贷也就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多，这种利息一旦出现，往往高于正规金融的利息。所以，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出现两极化并存局面——一方面是农村极为浓厚的“人情”关系下出现的无息借贷，而另一方面是利率较高的民间借贷。

　　农村民间借贷中靠亲情维系的无息借款受相互的责任和义务驱使，以及存在隐性回报下，是很容易成交的，而一旦转为有息贷款，“社会规范就跑了”，只有高息才能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因此，农村金融民间借贷市场的两种借贷存在形式都是有效率的，而且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

　　然而，农村民间借贷发展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民间无息借贷发生在农村“圈层结构”最内层的亲友之间，靠社会规范制约，虽然稳定，但其范围小，一旦扩大就会发展为有息贷款，可见其发展的空间小，不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主流。有息借贷虽然范围扩大，但仍发生在“熟人社会”中，范围和额度仍受局限，并且由于市场规范的介入，社会规范被挤跑，其矛盾性是十分突出的。因为，这种借贷形式仍存在于“熟人社会”中，仍需“面子”维系双方关系，但利息的出现又要求市场规范的商业化形式，而目前中国的民间高息借贷仍属“私下”活动，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社会规范被挤跑”的经济利益驱动形式，一旦出现纠纷，缺少理性手段的情况下，“市场规范挤跑社会规范”的效应就会激化，从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另一极端，从“面子”到“翻脸”，从“温情”到“邪恶”，严重的就会产生暴力，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反思与建议

　　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忽视了农村特有的人文生态环境和系统自发性秩序的培育，和“农民性格”之间具有天生性隔阂，自然就缺少了适应性和生命力。

　　我们要结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文特点，引导新型小额贷机构，进一步创新信贷机制，以建立“圈层式贷款小组”作为契入点，逐步建立社会型的信任组织关系。一是要合理利用亲缘化的关系建立长期的信用担保纽带，确立行为主体之间的长期关系，实现重复博弈下的合作均衡状态。二是出现违约倾向时，重视声誉惩罚的存在，建立内部化的劝诫机制。利用圈层内的长期合作关系，建立内部救助机制，减少信贷风险。三是政府在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应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营造内生秩序的生长环境上，如合法化民间金融，催生民间借贷组织，提供优质的政府职能服务等，而不是刚性的政策介入。这样，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了适宜的秩序，普惠性的农村信贷市场也就可能实现了。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乡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