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薪华尔街事与愿违

　　限薪华尔街事与愿违

　　Compensation Cap a Wrong Prescription for Wall Street

　　2009年4月，中国财政部宣布，为规范金融机构薪酬管理和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秩序，明确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时，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90%的原则确定。

　　更早之前，美国财政部亦出台限薪政策。本刊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后张晓英撰文介绍华尔街高薪酬制度形成的历史，解读限薪难难在哪里?

　　由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多德(Christopher Dodd)提出的限薪条款在美国引起震动。这项限薪条款在美国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上，对即将和已经获得联邦救助的企业高管奖金进行限制，禁止任何受助企业给高管开出的奖金超过年度薪酬总额的三分之一。

　　多德在声明中说，某些华尔街高管牺牲纳税人的利益填自己腰包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众对稳定经济措施的信心，未来在财政部和国会的严格监督之下，限薪规定将帮助确保纳税人的钱不再被用于补贴巨额华尔街奖金。

　　但是，政府担心这项限制会刺激银行纷纷退还政府资金，放弃未来的救助，进而削弱救助计划的有效性。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先后致电多德请他三思。根据联邦资金的数据，大约有350多家银行已经从政府的正式投资计划中获得了资金，因此该限薪条款的影响将是广泛和深远的。

　　高管薪酬的极端敏感性

　　一般来说，高薪酬行业对应着高风险，人才竞争也更为激烈。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薪酬的高低本无可厚非。但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后，2008年的华尔街奖金总额仍达到184亿美元，高居历史第6位，这引起美国民愤和政府的关注也在所难免——似乎华尔街的薪酬已经脱离业绩，变成奖赏错误和贪婪的机制。

　　仅仅用数字来评判公司高管薪酬的合理性没有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薪酬标准是否与业绩相连，是否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以及是否体现了股东话语权。之所以对公司高管薪酬极端敏感，是因为其合理性往往经不住推敲，业绩好有天价薪酬;那么，业绩滑坡的时候，高管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次被限薪的美国企业是受到政府救助的企业，既然受政府救助的企业拿了全体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在公司高管薪酬的问题上就必须体现话语权，这是评判薪酬是否合理的标准之一。自有现代公司以来，公司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便如影随形，原本公司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往往会有自己的目标。

　　只有所有股东都得到“薪酬话语权”，高管薪酬体制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具体而言，高管薪酬计划和基本政策必须提交股东表决，所有银行也将面临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定，在航空服务、办公室装修、娱乐和假日聚会、会议和活动以及“金色降落伞”方面的支出都将受到限制。

　　现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对政府救助银行等机构正日益感到厌倦，如何给企业高管的薪酬设限是件令人挠头的事，美国政府既要使企业救助计划的条款足够严格，但又不能让企业因此对接受救助望而却步。

　　薪酬的高低取决于历史和文化

　　传统薪酬体系的捍卫者说，尽管薪酬体系暴露出的问题使华尔街看上去已经脱离了当前的政治和财务现实，但这个体系仍然有其用处，如果政府为华尔街公司的薪酬设置上限或其他限制，那这些公司的最优秀人才将流失到那些监管较弱的公司中去。

　　薪酬的高低取决于历史和文化，而非政府的规定，政府因对救助计划的担忧而限制薪酬或许暂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无法解决公司董事会责任感的缺失问题，美国过去的类似努力基本上没有减缓高管薪酬的增长趋势，只是改变了高级经理获得奖励的方式。

　　抵押贷款相关证券曾经让华尔街的公司赢利，高管们的一部分回报就来自于此，但现在这类证券却成了这些公司的噩梦。华尔街的7大公司已总计冲减960亿美元的资产，股价已经从近来的最高点平均暴跌了49%，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10%的跌幅，有人质疑这些损失(不恰当的风险投注)追根溯源是因为大型证券公司对高管薪酬的支付方式。股权和奖金激励计划刺激了美林、摩根士丹利和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长们和他们的同僚把全部赌注都压在草率的信贷和高风险的投资上，只从短期股价上涨中获利而不关心最终的结果。

　　华尔街股票市值的一路下滑，让股东损失惨重，但在股东投票表决高管薪酬的提案时，他们却反应冷淡。统计显示，今年在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公司、美林公司和摩根士丹利，每年进行一次无约束力的投票以表决高管薪酬的提案，获得的平均支持率为37%，去年这几家公司的股东委托书中类似的提议得到的平均支持率为43%。

　　按照华尔街的习惯，股东不愿搅和到工资和津贴的发放问题里，次贷危机让华尔街7家大公司的总市值缩水近半，股东们忙于应付危机而无暇顾及薪酬，尽管损失惊人，但很多股东担心薪酬的大幅变动会导致高管跳槽，这是华尔街股东们对高管薪酬采取放任态度的重要原因。

　　一个缺乏回报和激励机制的社会是很难进步的，薪酬同样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这是个矛盾而微妙的问题。金融机构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来留住人才，1980年美国工资最高的上市公司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职员的40倍，而2006年收入差距达到了364倍。

　　关键的问题是，薪酬体现管理者的价值，薪酬决策权赋予董事、股东表决，这会干扰企业的经营管理吗?激励与贪欲之间的界线划在哪儿?管理能力价值几何?这些矛盾都值得探讨。

　　薪酬制度渗透到金融系统深层

　　无论形势是盛是衰，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已经历了几十年的考验，因此要完全颠覆已渗透到金融系统深层结构的薪酬制度并非易事。有人担心政府插手企业的薪酬决策令人不安，以政令的形式明确规定薪金有可能破坏金融机构的稳定。尽管华尔街的奖金发放体系是“腐败的”，被视为“让狐狸看管鸡舍”，奖金也从一种业绩奖励逐渐变异成了一种期待，但要颠覆已经成为金融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薪酬体制并非易事。华尔街上许多雇员的聘用合同目前都无法更改，此外，降低薪酬既无法弥补以往的过失，也不能保证金融机构今后不会再遭遇严重挫折。

　　华尔街的薪酬确实登峰造极，从2002年到2008年，华尔街5家最大的证券公司共发放了约1，900亿美元的奖金，而这期间公司实现利润760亿美元，这5家公司2008年共计净亏损253亿美元，但仍向其员工支付了约260亿美元奖金。美国总统奥巴马严词批评华尔街机构滥发奖金是“可耻”之举，这是“登峰造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些专家说，高收入必然伴随着经济繁荣，但是现有系统往往会回报那些参与制造泡沫的人。以往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都会把半数收入发给员工，随着业务急速下滑，裁员数目增加，政治压力加上公众质疑带来了要求削减奖金的沉重压力。

　　有一点是无疑的——为了换取美国政府依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F)提供的上百亿美元注资，华尔街正准备接受政府的“修理”，虽然华尔街公司不会放弃其从明星交易员到普通秘书人人有奖金可拿的传统薪酬体系，但至少在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前，华尔街高管和普通员工们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薪酬期望值，开始在薪酬发放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已放弃2008年的奖金，而在公司业绩长期不佳时用以限制员工薪酬的新机制也正在制定中，眼下华尔街只有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

　　限薪努力往往事与愿违

　　限薪条款对未来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高管设定50万美元的年薪上限，高于50万美元的年薪需经过不具约束力的股东投票批准;额外的报酬必须以限制性股票或类似长期激励措施的形式发放，高管人员只有在政府的注资连本带利收回后才能变现。

　　很多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遏制可能带来过度风险的华尔街薪酬制度。但是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奥巴马总统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酬的举措存在漏洞，对约束高薪可能影响有限。一些薪酬专家指出，这些规定中暗藏的漏洞，包括改变管理人员头衔或重新设计补偿薪酬方案。因此，怀疑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将事与愿违，最终可能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人称，这一计划不会限制薪酬总额，因为它允许企业提高限制性股票奖励，市场担心公司会将此作为向已经拥有大量股票的高管们授予更多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机会。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初步限薪措施过于含糊其辞，比如50万美元的年薪上限只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完全有可能会给部分管理人员较低的职位或派他们去负责子公司，公司会给高管提供体检、代缴税金和个人税收顾问等福利，财政部限薪措施中对于奢侈福利的定义也不够明确。

　　限薪规定对于那些长期享受高额奖金的金融高管来说似乎是“死亡之吻”，其实总统奥巴马和财政部长盖特纳并不想过于严苛地对待银行，他们更倾向于竭力拯救;但不幸的是，掌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经费的国会希望血洗华尔街。奥巴马和盖特纳不得不采取严格的新政策限制高管薪酬，不过政策只是象征性的，最终的结果或许会像政府无数次限制薪酬的努力一样流于文字。

　　不过按照美国财政部的高管薪酬规定，华尔街的“好银行”和“坏银行”、幸存下来的股东所有银行和转为纳税人所有的银行将加速分化，结果可能是高盛、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渡过危机的赢家将向其最优秀的银行家和交易员支付丰厚报酬，这些银行将保留它们的传统，恢复活力，而且要不了多久就能还上政府贷款;而失败者注定要承受苦难。因此，在保护美国纳税人的名义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高管薪酬规定将降低属于纳税人的银行的价值。

　　追求私利是人类的本性，这条真理对华尔街一直适用，金融机构面临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高级管理者无疑是稀缺资源，然而如何激励和约束良将一直以来争议未休，眼下的限薪措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