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永远不要简单相信金融机构能做好自我约束-搜狐财经

　　2009陆家嘴论坛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就如何正确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怎样加固其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103位嘉宾展开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搜狐财经来自现场的报道：

　　搜狐财经：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搜狐“2009陆家嘴论坛”专访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博士。

欢迎刘博士！

　　刘胜军：各位网友大家好！

　　上海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差距非常大

　　搜狐财经：现在，全球都在关注来自中国的每个举措。尤其是中国决定在上海建设“两个中心”，引起了各方极大关注。那么，在您看来，目前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还有多远？现在又最需要弥补哪些方面的不足？

　　刘胜军：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建设上海金融中心这样一项国家战略的意义和远见。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上海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非常大。

　　我们对比纽约、伦敦、香港这几个城市，上海在硬件上具备了基础，比如说具备了金融市场，而且金融债券、外汇规模都相当大。但从质量上来讲，还有相当大差距，一个金融中心能否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来上市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大型国企，日本等其它国家的大企业，会去那里上市。

　　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

　　第二点，除了要看市场本身的广度和深度之外，很重要的是，还要看投资者群体。

　　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有了QFII等机构参与，但总体来讲，还是国内投资为主导的，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市场在行为特征上、在资金流动特点上跟国外市场是有区隔的。

　　现在可以说，中国金融市场还是半封闭市场，但是，如果想改变，则需要很多因素。比如说，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资本帐户开放问题等。

　　国家不可能仅仅为金融中心建设去搞“两个中心”，肯定要跟国家金融安全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

　　因此，从上海本身来讲，需要等待国家政策的推进。另外，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本身有很多事情去做，比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上海需要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推出“陆家嘴论坛”这样的大型会议，这本身就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战略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样一个论坛，给全球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监管者、业界学者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聚焦金融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发出声音，更重要的是让世界听到上海发出的声音。这让我们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对上海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来上海要做更多的事情。

　　金融危机已经见底实体经济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搜狐财经：这次金融危机演化到现在，目前处于一个稳定期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波动？

　　刘胜军：不同学者有不同判断，我个人判断，金融危机已经见底了。而实体经济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金融危机虽然见底了，但有些地方需要资金注入，确保万无一失，我们知道，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经做好充分心理准备，不会再允许一个大型企业破产，像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冲击，事后受到很大批评。

　　因为金融危机存在很大的外部影响，美国的策略是，通过注入过渡流动性来换取金融稳定。

　　这个过渡流动性，将来会不会再释放出来，从而变成流动性泛滥，那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目前关注的是金融稳定性，而为什么说对实体经济影响比较漫长，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美国金融为什么出问题？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是过度放贷的问题。美国消费者储蓄率太低，储蓄率是负数，靠借钱过日子不可持续，所以这就有一个回归的过程，重新恢复储蓄，这意味着需求收缩，美国消费者会变得更聪明。

　　美国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一个血液，其本身的扩张程度、活力程度决定了经济发展活力。如果金融机构都不肯放贷，在其自身自身刚刚活下来的情况下，对经济扩张也会起到抑制的作用，因为它更关注的是风险。而对于美国监管当局而言，刚刚经历这样的一次危机，会令其更注重金融监管。

　　可能有的人在关注，美国国会一直研究怎么改善金融危机。我认为，未来一年之内，美国会出台比较大的措施。比如说把美国几大监管机构权力集中起来，集中在美联储，改变过去过于分头监管的局面，而且，他们对金融创新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过去，美国对金融创新基本上是持完全放任态度，只要在市场上创造出来能够卖掉，就可以允许，事后来看，金融创新变成金融界自我娱乐的工具，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求，这就是我们讲的泡沫，泡沫越吹越大，遇到“黑天鹅”这种小概率事件，整个金融就可能出现崩溃。金融是一个链条，有一个企业出问题，整个链就可能崩溃。

　　下一步，美国监管当局会非常关注这些方面，金融创新会放缓，不会有过去那样的活力，这就会导致美国实体经济要衰退一段时间。美国过度消费，体现最为充分的地方就在于房地产，相信这样的调整过程肯定是痛苦的，肯定需要一个周期恢复的。

　　永远不要简单相信金融机构能够做好自我约束

　　搜狐财经：中国也正在进行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目睹了也体验了这样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应该从美国身上吸取哪些经验？现在国内出现很多声音，比如说对金融创新持有否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人提出，在中国，不存在创新过度的问题，而是创新本身的问题。那么，中国在未来的金融改革方向上，应该把持怎样一个度？

　　刘胜军：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一个重要的教训，也就是格林斯潘的反省，格林斯潘最大错误就是过度相信金融机构。

　　但是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在现有的体制下面是两权分离的，也就是说，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是分离的，而在日常经营中，企业管理层内部控制，实际上管理层操控了企业的决策权。

　　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在发生了作用，业绩好可以给管理者很多奖金，比如股票、期权，可以给管理层很多。企业不行了，则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不可能把钱退回来。

　　这样一种体制，意味着高管必然有过度的冒险倾向，一旦意识到大型机构不会倒闭，那就更加肆无忌惮做冒险甚至是违规的事情，这样做，可令华尔街的高管能够拿到几亿美金、几千万美金。格林斯潘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永远不要简单相信金融机构能够自我做好约束，监管必须跟上，要知道，监管跟上，并不意味着要把金融创新杀死。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

　　中国需要金融创新监管保障创新不失控

　　中国需要金融创新，靠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问题是，我们在金融创新的时候，怎样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监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本身就是复杂的博奕过程，最主要的是，监管当局要培养学习能力，能够有与时俱进的能力。

　　举个例子，在美国，曾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是“垃圾债券”。“垃圾债券”从零开始起动，后来慢慢发展起来，刚开始，它在美国资本市场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甚至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最重要一次金融创新。

　　这次创新之后，美国监管当局却没有对“垃圾债券”进行有效监管，后来，这个事情便走向了过度发展，到了1990年代初，美国当时最大的一次收购行为，就是靠垃圾债券进行的，那就是著名的“纳贝斯克收购”案。

　　这个收购案荒唐到什么程度？这是高达250亿美金的收购，其收购发起收购者竟然只投了百分之零点几的钱，也就是说，只有几千万美金的钱，余下的，都是靠发行垃圾债券获得的，都是靠借来的钱来玩游戏。如此一来，结果是，造成美国出现股灾，大量内幕交易横行，市场过度投机，美国金融体系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其实，垃圾金融债权本身确是非常好的金融创新，问题是，创新出来之后，有关当局能否有效对其进行监管控制，让它不要失控，这是非常重要的。

　　金融创新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需求

　　另外，很多金融创新，会犯另外一个错误，也就把金融创新搞得非常复杂，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我们讲，信用违约互换（简称CDS），是一种金融创新，但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CDS产品就是说，比如某企业发行一个债券，我们两个打赌这个债券会不会违约，如果违约，你赔我多少钱，而作为代价，我先付你一笔钱，就像买一个保险费。

　　做这个事情，开始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后来就完全失控了。原因很简单，这个债券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随便赌一赌，赌的限额可以无限量放大，泡沫越吹越大，开始赌一百亿，没有问题，赌到一万亿的时候，一个很小的损失，就可能使金融机构出现问题。

　　为什么出现这些局面？原因在于贪婪，机构操作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不断放大杠杆，监管当局忽视了对这些问题的控制。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冲基金、美国投资银行，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状态。虽然商业银行方面的存在监管，但是，却由于商业银行通过高端的衍生品，把风险转移出去了。

　　其实我们回头看安然事件，与这次金融危机相比，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安然搞了很多特殊目的的投资机构，把很多亏损转移到这些机构里面去，如此一来，上市机构报表很好看，每年利润很高，但是坏帐却被转移掉了。

　　再来看某些商业银行，其实做了同样的事。它们把很多业务转移到其它机构，我们所讲的SIV，通过这种工具，就可以把风险转移和隐藏，监管当局没有看到这一点，表面上看商业银行还是很健康的，出了问题，最终还是由商业银行买单，这就是为什么象花旗等这么大的银行都卷进金融危机里去的原因

　　减持是市场行为不能说对中资银行形成很大冲击

　　搜狐财经：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外资银行，持有中资银行股份，其自身出现问题后，大量减持，从而对中资银行造成很大冲击，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要注意些什么呢？

　　刘胜军：减持是市场行为，只要符合合约，符合监管者的规定，这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就说减持对中资银行形成很大冲击。

　　股东发生变化了，比如建行的股东，从美国银行变成厚朴基金，这对建行本身的经营其实没有直接影响。

　　引进战略投资者，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利于公司进行国际化，利于引进国外技术和国外经验。

　　如果直接去海外上市，则可能会有更多问题。关于漏洞的争论，比如股权该卖多少钱？由于现在实行的不是市场拍卖机制，很难去准确定价。另外，国内金融机构存在很多问题，管理层一般不持股，引入投资者的过程中发生贱卖，跟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不是很相关。

　　因引，在转让股权过程当中，如何定价，确实是一个问题，需要更多政策方面的监管。

　　监管当局要有对经济环境的预见能力

　　搜狐财经：在08年上半年的时候，国家金融政策的主体基调是不断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到了下半年，则开始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变化非常大，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政策连续性本身而言，都有一定冲击。您觉得货币政策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货币政策应该怎么来配合实体经济发展和调整？

　　刘胜军：中央金融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及时的。要知道，政策要做到很大预见性，其实是非常难的。而政策调整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信号功能，经济危机非常严重，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冲击，降息马上对市场提振发生作用。

　　另外，降息了，是不是马上有实际效果，就涉及到政策的传导。这里的传导是指，从消费到企业，再到投资，这个链条是有时间差的，有时间差，就意味着有一个迟滞效应，监管当局要保持有效政策，就要有经济环境的预见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美联储，美联储把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保持非常长的时间，说明它对美国经济总体判断做得不是非常好。经济已经过热了，却以保持经济增长为由，非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必定会引起泡沫，监管当局要增强这方面的预见能力和分析能力。

　　货币政策是一种艺术，涉及到未来预期，预期又是复杂的经济主体博弈的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看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的变化。

　　金融消费公司非常必要市场手段推动经济转向

　　搜狐财经：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需要很多金融创新，2009年5月12号银监会也正式发布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北京、成都、天津等四地开展消费试点措施，在您看来，能达到预期效果吗？针对这个意见稿，我们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刘胜军：从监管部门到中央政府再到地方政府，都有一种共识，中国要从出口主导的经济转向为内需主导的经济，要完成这个转向，需要多种因素的合力而为。既需要监管当局去做，也需要市场主体推动，除了国家推出社保体制改革等大的方面，市场主体推动也是很重要的。

　　银监会搞金融消费就非常必要，它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消费金融本身在中国来讲是非常薄弱的环节，目前来讲，更多的是车贷、房贷，如何通过资产证券化促进更多消费产品转化为消费金融信贷，是未来的大方向。银监会在这个时机推动这样的举措非常好的，当然，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过度追逐利益的倾向，我们要避免美国那样的过度消费、过度信贷的情况出现，我们要加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内部控制的要求，包括什么样的产品创新是允许的，什么样的产品创新要控制的，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现在，总体上讲，中国金融产业是创新不足，发展更多消费金融公司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本土公司还是引入外资、合资，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