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时机、领域选择及节奏把握的对策建议
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这四种组合时期，是政府面临资源价格改革的四种不同时机，但是我国已错过了绝好的改革时点；当前，应该选择先行推进改革领域，局部放开。
资源价格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平稳渡过改革期，建议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与财政补贴结合起来；摸清企业的真实成本，政府以“毛利内外找齐式”方法，指导国内资源价格与国际水平接轨，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暴利税，资源税和暴利税的改革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学者论坛■董小君
尽管我国石油、煤炭等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以这些初级资源为原材料的下游终端产成品价格仍受政府管制，从而形成“市场原油价”与“政府成品油价”、“市场煤”与“计划电”的两种不同价格体制冲突，并直接导致了经济过热时的“短缺”（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7月的情况），经济下滑时的产能“过剩”（2008年下半年迄今的情况）现象。
资源价格改革难在“寻找时机”。刚刚出炉的银监会《关于2009年一季度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国内都面临通缩压力，这为理顺价格机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时机。如果这一次经济收缩，能够伴随着资源价格的理顺，从长期发展战略看，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产能过剩和资源瓶颈问题。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前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推行这项改革，可能会加重一些资源型企业的负担。权衡利弊得失，我们建议按照“主动性和可控性”的渐进改革模式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将改革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因素降到最低。
资源性产品价格“渐进改革模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时机的把握；二是改革先行领域的选择；三是改革节奏的控制。
改革时机的把握：
“双低型”时期是改革的较好时机
对应经济周期波动的四个阶段，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四种不同组合：一是“双高型”，即高增长—高通胀；二是“双低型”，即低增长—低通胀；三是“高低型”，即高增长—低通胀；四是“低高型”，即低增长—高通胀。这四种组合，也是政府面临资源价格改革的四种不同时机。
显然，这四种组合中，“高低型”即“高增长—低通胀”的组合，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发展态势，也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最优时机。如果将“GDP＞10％、CPI＜3％”分别看作区分经济增长和通胀高低的标准，那么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正好落于这一组合区间。此阶段，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82％，CPI年均上涨为2．63％。如果在这个时候对资源价格及时进行调整，则可以将中国经济增速从偏快拉回到正常轨道。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错过了这一最佳时机。
失去了最优时机，接下来便是次优时机的把握，即“双高型”和“双低型”组合。1997—2002年落于“双低型”组合区间，当时由于我国担心经济下滑，没有启动资源价格改革；2004年落于“双高型”，这时由于我国担心通胀失控，再度错过了资源价格改革的次优时机。
“低高型”组合，即“滞胀”则是最差时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落于这一组合区间。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一路走高，2008年前7个月CPI涨幅已经达到8．2％，这是一种最差的经济运行态势，当然不能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将朝什么方向变化？准确判断未来宏观经济走势，是启动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双低型”阶段，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CPI下降0．6％。2009年第二季度应是能否启动资源价格改革的“时间观察窗口”。如果经济运行朝“好”的方向发展，假设二季度GDP—CPI组合呈“高低型”即“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则是资源价格改革的最优时机；如果朝“较差”的方向发展，假设二季度的情况不尽如人意，GDP—CPI组合呈“双低型”即“低增长—低通胀”局面，则是资源价格改革的次优时机。无论是“最优”还是“次优”时机，从贯彻中长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第三季度都应该考虑启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奥运会前后147美元的国际油价“压力测试”表明，如果错过这一时机，中国经济发展今后可能会长久地背上这个包袱，而且要想再卸掉这个包袱，将会付出比现在要大得多的代价。
从历史经验及领先指标来看，再通胀可能在经济复苏后1—2年出现。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最早在今年下半年走出衰退的判断，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通胀预期风险将加大。目前国际油价正向60美元迈进，期权市场预期油价有望在3年内重返100美元，那时再启动资源价格改革，成本会更大。
改革领域的选择：
从局部放开到全领域放开
改革可以考虑分两个阶段推进：
第一步：选择先行推进改革领域，局部放开。在选择先行推进改革领域时，关键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有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结构优化的领域；二是对低收入人群影响较小的行业。目前，能够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1．产能过剩领域。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低价位运行，与国内的资源价差较大，如国内汽油批发价较新加坡估价高30多美元，国内煤炭价格高出国际市场150元／吨左右。“价差”导致国内对同类产品的净进口增加（如电力企业大幅进口低价的海外煤扭亏），从而挤压国内需求，加重了国内本已过剩的产能。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汽车业过剩25％、钢铁业过剩28％、造船业过剩60％、电力过剩25％、矿业过剩将近30％。建议电力、炼铁、炼钢、电解铝、制浆造纸等5个行业（5月3日发改委在淘汰落后产能规划目标中提到的）用电、用油先行实现市场化改革，利用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倒逼”机制，淘汰一批过剩的产能，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2．高耗能行业。目前，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电解铝、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建议对电解铝、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6大高耗能产业先行推进改革。如果因为高耗能产业的用电、用油成功实现市场化定价，而倒掉一批企业，这也正是改革目的所在。
3．对低收入人群影响较小的航空行业。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乘飞机出行在交通工具中属于高端消费，不会影响中低消费者利益。
第二步，全领域放开，同时实行价格补贴。
资源价格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平稳渡过改革期，建议把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与财政补贴结合起来。
第一，对部分暂时困难的企业实行“补贴渐退”政策。为确保企业利润不因改革推进而减少，对部分暂时困难的企业设定一个补贴缓冲期。当资源类产品市场价格（以国际价格为参照）低于国内企业平均生产成本时（如目前情况），要对上游企业实行适当的价格补贴，以帮助这些企业渡过暂时的困难；当资源类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国内企业平均生产成本时（如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情况），则要对下游企业实行价格补贴，让上下游企业共担改革成本。
第二，对低收入人群实行长期补贴政策。为缓解资源价格改革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影响，建议实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低保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固定补贴与临时救助”相结合的弹性低保补助制度。
改革节奏的控制：
从价格基本放开到完全市场化
改革可以考虑分两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摸清企业的真实成本，政府以“毛利内外找齐式”方法，指导国内资源价格与国际水平接轨。
改革必须先算清账。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之所以迟迟难以提到日程，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个部门能算清这笔账。为了解决消费者、决策者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危机”，必须摸清企业的真实成本和盈亏平衡点。
如电力行业，由于我国还没实现输配分开，输配环节不能独立核算，也就没法摸清输配环节的真实成本。电价改革的关键是核定合理的输配电价，一旦有了输配电价，上网电价和最终售电价格就能够由市场竞争形成，也能够理顺煤电价格关系。
再以石油等行业为例。目前，我国成品油定价新机制是：以布伦特、迪拜、辛塔3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准加上运费、加工成本和利润等确定成品油销售价格；国际油价连续20天日均涨幅或跌幅超过4％，就对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这种定价新机制的不合理之处是：（1）这一新机制与2007年初的“原油加成本”机制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以“3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准”的内涵十分模糊。这如同“在北京买的大米却要以安徽、河北、广东三个地方的平均价来核算”一样不合理。（2）我国油价尽管随着国际价格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但永远比国际市场“慢一拍”，而且民间对“涨价兔子跑、跌价乌龟爬”非常不满。
建议采取更简洁的方案：即以“原油到岸价为基准”替代“以3国原油价格为基准”来核定成品油价格，即先统计出进口原油的到岸价然后加上运输费用、加工成本、利润以及其他环节的费用。这样，企业的真实成本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阶段：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尽早复苏的根本出路是内需，而内需的关键是放开国内市场，给民间资本“松绑”，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通过发展民间资本，来带动国内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我国46万亿元民间资金只要拿出10％，就超过了政府4万亿元振兴经济投资。
但长期以来，由于行业垄断，我国民间资本的活力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663家国内民营石油批发商倒闭2／3，4．5万座加油站关门1／3，其根本原因在于石油流通领域的垄断。
因此，资源品价格改革并不简单等同于价格的国内外接轨，重点应该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只有让非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有相同待遇，才能真正形成市场自主定价机制。
两个配套改革：
完善资源税、开征暴利税
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框架应包括四个部分组成：即上游的资源税和暴利税改革，下游的燃油税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定价机制的改革。其中，燃油税改革已于2009年1月1日启动。资源税和暴利税的改革应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配套改革：完善资源税。
目前，我国的资源税调节作用有限，建议作如下调整：
扩大和整合资源税。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由矿藏资源扩大到非矿藏资源，将非农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海洋资源等列入征收范围。对非再生性、部分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的资源课以重税。
改从量征税为“从量和从价计征相结合”方式。目前，国内的资源税征收是依据1994年发布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实行“从量计征”。2007年和2008年两次上报国务院的方案是“实行从价计征”，但由于考虑到资源税改革会推高CPI，改革被搁置下来。综合考虑当前各种因素，建议实行“从量和从价计征相结合”方法，将资源税收入与企业获得的级差收入内在地联系起来，以解决“采富弃贫”现象。
在资源税的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上，将现行“按品种划分”改为按“固定比例”分享的做法。考虑到我国资源在各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特点资源税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在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上 坚持“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原则即以新税制为分界线，以地方原来的资源税收入（即“存量”）为基数将新增收入（即“增量”）作为中央收入折算出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比例。考虑到资源保护任务要靠地方政府完成 ，中央可以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将集中的一部分资源税收入返还给地方政府。
第二个配套改革：开征暴利税。
尽管2006年3月我国对石油开采企业开始征收“特别收益金”，但是依靠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并非石油行业，电力行业也存暴利现象。
借鉴石油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的经验，建议对资源“暴利税”的征收采取以下做法：
第一，任何企业因垄断资源带来的超额利润，都必须交纳“暴利税”。
第二，“暴利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即以企业的超额利润为税基计征税款，凡税基每超过一个级距时，即分别以其超额的部分适用相应级距的税率征税。
第三，征收的“暴利税”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补偿下游企业，以实现各个环节的利益调节和再分配，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二是用于“就业新政”，特别是用于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方面的支出，以实现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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