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2008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发布典礼于6月5日在北京举行，搜狐财经作为独家门户战略合作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主持人：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创始人、资深顾问 Jan NOTERDAEME

　　Jan NOTERDAEME：希望大家现在感觉很好，我必须跟大家坦诚，我有点累了。

不仅仅是因为我在倒时差，而且我也在努力地学习，今天我学习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在茶歇和午餐的时候，也进行的一对一地谈话，希望对大家有好处。今天下午圆桌会议要谈论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我组织这个论坛的方法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会要求贵宾们，也就是嘉宾们来进行圆桌探讨。第二部分希望您，也就是观众们能够积极参与，希望您能够提问，来给我们的嘉宾提问，我不会继续让我们圆桌会议继续下去的，如果观众不给我们评论或者提问的话。我们希望给您提供的都是您希望获取的，如果您没有问题，我们圆桌会议就会结束了，但我确定您一定有问题要问。

　　现在开始我们的圆桌论坛。一开始我想从Lorenz BERZAU先生开始，中国负责任供应链发布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它，我想问一下Lorenz，你所学到的很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是指这些经验教训是来自于BSCI当中那些企业给您的教训，而且在过去一两年当中您有什么发现，这些发现都是基于数百个审计工作所得来的发现。这些审计工作都是在中国这些企业当中进行的，您发现了什么呢？头一两个或者头三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呢？供应商、购买方和企业必须面对的头三个最大挑战是什么呢？然后我会要求其他嘉宾来向我们讲解。

　　Lorenz BERZAU：谢谢您。首先我想说几句话来谈BSCI，它是在2003年创建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总部，我们是一个平台，来服务于300多个在欧洲的零售商，而且我们也有几个中国成员，五到六个不太多，但这是很好的开始。所有公司集聚一堂，使用一个平台，来改变他们的供应链和企业社会责任，他们创造了一个行为准则、所有计划以及改善的方法论如何提高我们全球供应链，他们有各自的方法。我们的组织目标就是把所有这些努力集合在一起，然后集思广益，来创造更多的合力，不仅仅通过我们的组织，而且主要服务于我们的供应商和我们的340个成员，以及所有的供应商和购买商，来提高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共同的平台，是非常现实的工具。而且对于供应商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行为准则和同样的方法，对他们供应链进行评估，而且来增强他们在供应链方面的社会责任。

　　目前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采购大国，对于所有BSCI成员来说，刚才也说过，在过去自从我们成立之后，它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审计。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做了2500多个审议，50%以上都是在中国发生的，BSCI在这方面来说，在不同国家都是类似的。从我们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结果是比较类似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供应商都有一些问题，他们在管理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对他们来说他们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考虑到他们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规则、工资、整体薪酬问题，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一般工作时间有加班、有薪酬，都有一个问题，他们薪酬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是国家的法律规定或者国际的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整体在这方面公司管理不是非常好，我们希望怎样对此进行改善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培训，对于供货商来说有更多的支持，告诉他们怎样改善供应链，能够减少在其他方面的不合规的情况，同时增强他们安全性方面的状况，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培训，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增加这方面的能力，包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我们要在中国找到供货方面的材料，因为供应商是在此的，我们希望当地的机构、当地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支持这些公司，来帮助供货商增加他们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他们的社会责任，然后满足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这是我们一般的经验，也是和其他系统中通过分享，在其他成员公司中我分享到的结果，包括其他同事跟我分享到的结果，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力的建设。当我讨论到这是一个网站，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事实上已经发布了，这是对于目前可持续发展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Jan NOTERDAEME：谢谢Lorenz，我下面想问一下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采购官翟博霆，我知道您负责飞利浦全球采购供应链，对飞利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也是负责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的加班，还有人们的工作时间，还有他们的薪酬问题，我想问一下，飞利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你们供应链中所遇到的问题。飞利浦目前在做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提供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翟博霆：飞利浦是一个公司，我们用EICC这样一个平台，是BSCI的平台，包括摩托罗拉、戴尔都是这个的成员。我们这个结构跟BCI比较相象，还有BSCI。从我们观察来讲，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怎样来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比如超时或者是薪酬问题、工作时间延长等等，这种问题在中国很多公司中都是存在的。作为这样一个公司我们怎样回应这些问题呢，对于我来说，我们有一个推拉的政策，给供货商建造能力，把他们拉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就能够增加整个供应链的效率。我们怎样这么做呢？在中国飞利浦大中华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负责供应链，我们帮助他们减少废物，增加效率，增加功能，这是我们这个专门团队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整体目前供应链的状况。还有推，推的部分，如果看到有一些供货商没有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有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考虑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会说好的，我们不会再跟你做生意，把他推出去。

　　Jan NOTERDAEME：考虑到你们目前的采购链，包括控制方面和审计方面，是怎样的？你们关心增强这种能力，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尤其考虑到经济危机，是不是我们压力已经足够了呢？你和供货商是什么关系，我们想要问一下，你们有一个双层的能力，能够负责采购，同时也来负责企业的社会责任，你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说，和你们供货商来说，一致性如何？他们有没有抱怨？比如价钱或者是合约等方面，有没有抱怨。这是A公司，B公司可能说，他是供应链方面的经理，讲的更多的是整体社会供应链责任方面的。

　　翟博霆：这两方面不是完全一致的，要看你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两个问题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并不矛盾。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也讨论了，作为我们公司来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供应链中，在经济危机状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意识到经济危机，也是带来机会的时机。为什么说带来机会呢？而且我们进行采购的人，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财务，在物资或者能源，或者是人员采购方面，就会有很大的成本减少，可能达到50%。消费者在市场购买货品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同样品质的商品有很大价格的下降，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降低成本50%，你肯定说不行。但如果你有非常精细的计算，算一算这种细节，你会说这是一些数据，如果你的供应链没有办法反映这些数据，说明你的供应链不是非常好的供应链。那么也就是说，也会有其他竞争对手，其他竞争对手会把你们的业务拿走的，所以说我们认为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希望你们供应商能够把供应链整合起来，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为你们自己的发展取得一个先机，我们和供货商坐下来谈，达成一个协议，什么是比较合理的成本，但我们在我们的合约中，在成本降低之后，我们会把降低的一部分成本回报给环境。这样我们考虑到一个合理的成本，但我们也不是降到最低的价格，我们也要考虑到供货商他们社会责任感的实行，他们也有对员工的福利，他们公司也要回报社会，这样的话，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透明的讨论和合约。这当然不会说一天就能够解决，我们要有很多耐心，要互相理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

　　Jan NOTERDAEME：我现在给你们30秒的时间，你们有没有停止供货商他们不好的行为，在整个过程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结束和他们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下面请李先生，来自于国家电网公司，我去年在布鲁塞尔也和他见过，当时我也见到了国家电网公司的副总，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经历。在布鲁塞尔他给我展示了他们对于CSR方面的准则，这是国家电网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准则，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甚至在有关于社会责任方面一些著名的公司都是没有的，那是一本手册，手册包括所有信息，对于国家电网公司不同级别的经理，怎样在公司中履行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令我难忘的。当时在欧洲的时候，10秒钟之后就有人说，能不能复印一下，也许有些公司迎头赶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公司仍然是先知先觉的，我们对您的问题是，我们供应链方面，我们认为西方的公司有一些东方的供应商，国家电网公司，我们正在讨论有关于中国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供应链，我想听一下您的经验，对于国家电网公司来说，怎样和它的供货商，在他们能力建设方面，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怎样帮助他们，为他们确立CSR方面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谢谢。

　　李伟阳：首先感谢主持人的肯定，今天来这个会场之前，除了去国外参加会议以外，在国内论坛里头，我第一次跟一群老外在一起，一看，就我是中国人，其他都是老外，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也应该说是很幸运。

　　接下来我回应一下主持人的问题。国家电网公司比较特殊，我们主要是向国外采购，但我们现在也给国外提供电力工业方面的产品，我们打造一个国际采购平台，就是把中国的产品往国外推广，然后我们去采购国外的产品。但这个毕竟还在构建过程中，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全球供应链的社会责任管理。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我首先想我是一个学生，应该向大家学习，经验不是非常丰富。第二个，从中国人视野来讲，对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按照中国人智慧、传统文化来讲，有什么透视，在这点上我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起源于社会的压力，认为你这个产品，你不仅仅要负责，你能控制的范围，你应该负责生产的过程，采购地也要对它负责，本质起源来自于风险管理，所以更多是一种底线义务，经济、社会、环境的底线义务。但是在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里头，风险的控制、风险的管理应该和价值创造联系起来。从三重底线向三重价值的创造，应该是并重的概念。三重底线，环境标准执行怎么样，劳工标准执行怎么样，各方面标准怎么样，这是底线的义务，还要看我们是否有潜能和优势，在全球供应链里头存在于哪儿，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价值创造。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在底线义务这一方面，我有一个建议，对于跨国公司来讲，首先我们不能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是采购方、我是主导方，所以我是一个评判官，我能来评判你的是与非，我能评判你的价值判断，首先要把这一点感觉去掉。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在不同的价值观的支持之下，对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确的，看法是不太一致的，这是一。另外，我们应该关注哪些社会议题，理解差别也很大。可能在那里很重要，但是在这里就不重要，相互的重要性也不一样。所以在底线的社会责任管理里头，如果能把思维拓展一下，眼界拓宽一下，在这个文化下，在这个业务所在地，关注哪些社会价值，关注哪些环境价值，关注哪些经济价值，而不是我们预先设定的供应链里头的价值，就这么几样价值。首先要把内容拓宽一下。第二个，对于这些内容理念，怎样的标准是合理的，这一点要进行检讨。大家知道耐克在中国做足球，说工资太低，但在当地的工资水平和机会成本是合适的回报，而且能够支撑当地经济很好的发展，任何事情不能绝对考虑。中国法定劳动时间一周40个小时，而美国是60个小时，你不能简单来说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在理性的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里头，我们要注意两头，你关注的经济社会环境的议题合适不合适，是不是有拓宽的可能性，不要预先设定。第二，来判断这些价值创造过程中标准也不要预设，要尊重多元文化。这是第二个观点核心的意思。

　　第三个观点，讲价值创造的问题，很多人眼光更多会局限于经济价值，所谓责任竞争力，供应链里头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更多局限于经济价值，但实际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越不同的人、越多样的文化，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认识不对称，那创造多种价值的空间就越大。这里怎么分析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乃至价值观的不对称，就要通过对话，通过真正的沟通，除了创造经济价值，提升竞争力以外，能够提升综合的价值。这一块可能是大家忽略掉的问题。另外一个价值创造来讲，我们经济价值里头，我们可使用的资源的认识要拓宽，怎样把不同文化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让它有一个崭新的舞台，让它资源实现更优化的配置。

　　我先讲这么三个观点，谢谢大家。

　　Jan NOTERDAEME：现在我想照一张照片，给您照张照片，您说过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触及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我刚才听到三件事情，在一个供应链的关系当中，一个人不能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就是法官说谁对谁错，我们谈论到供应链的管理，我们必须要平等，要达到共识，要有一个平等的共识，我们要考虑到什么是合理的，必须要因地制宜，在具体情况下而言。而且你提到了价值创造不应该仅限于经济价值或者经济效益，应该通过对话来找到更广阔的价值创造的领域。我非常感谢你，因为如果是来自于西方的观点，我们会不断把它认为不太现实，是一种空话。但我希望听到从您嘴里说出这些，非常感谢。我至少想说，您的这些想法我们把它称为BSCI背后的观点，你怎么创造平等的关系来创造供应链的关系，购买方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通过能力建设这种对话，而且倾听供应方、供应商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帮助这些供应商去克服困难。

　　下面我想邀请冨田秀实先生，来自于SONY的代表，邀请他发言。我听到李先生谈论到，因为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都是来自于社会呼声和社会的压力，我知道您在很多欧洲的同事都负责CSR，他们在欧洲也是受到了新出台一两年之前新的标准，这种指令发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想像这些指令对于类似于SONY这样的公司产生了什么影响。当然你也可以一点一点把这种压力传递下去，比如法律方面，生产更加环保的产品。我们现在想倾听您的想法，一个公司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出台新的指令，你怎么把这种压力一点一点传递下去、分散下去，化解它，怎么应对现在的挑战，来创新并且应对这种新的政策方面的要求呢？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环保方面出台了很多新的规定，现在欧洲、美国都有新的政府上台，中国为了能够平等竞争，要有一致性积极，所以中国政策也要和这些指令保持一致性，这种压力怎么流向大公司，又怎么流到供应商方面呢？我想说一下，进一步缓解或者疏导压力，你怎么做到这一点来应对非常难或者很严格的环保方面的指令。

　　冨田秀实：谢谢。今天上午我才知道，我要参加此次圆桌会议，我不知道，没准备。回答您的问题，SONY在这方面有经验，我也在别的公司工作过，有这方面的经历。

　　刚才您提到的压力，一个是规章制度，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现在欧盟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比如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对有毒化学物质的限制，这都有合规的压力。另外一种压力，来自于利益相关方，会跟我们谈到劳资等等方面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利益相关方，并不是规章制度带来的压力，但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来更好管理我们的供应链。

　　有两个方面来应对。第一，绝大部分日本公司都关注于如何应对规章制度，因为这是非常清晰的，很有说服力的这样一种说法，因为它是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我们完全没得可商量，我们供应商必须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对于第二种压力，有些时候是很难满足的，我们很难说哪个对哪个错，提的要求哪些受到文化方面的影响，哪些不是，而不像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死命令。所以我想第一个好应对，第二个不是那么好应对。第二种压力，像劳资关系等等，现在在日本实际上消费者他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绝大多数日本公司在这方面压力并不大，但是在欧洲或者美国那样子，我们并不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来处理这方面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关注力不强。一般来讲，对于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在欧洲和美国的公司来说，会有更加积极的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部门。但是我们的行业中，比如在食品行业中，或者其他行业中，供应链方面是比较弱的，这是日本的形势。但是根据我们经验来说，尤其考虑到各方面的指令，我们认为SONY公司在21世纪，我们有一个经验，我们发现自己就可以做到社会的责任感，但我们为了满足指令的时候，我们有更深的供应链，我们要和供应商有更紧密的合作，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考虑到指令，我们建立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供货商管理他们所供应的物质，同时我们也引入了化学或者物理的检测方法，能够检查一下可供应材料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但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合作关系，就像我说过的，SONY名字就代表着一个合作关系，这说明我们的合作关系，和供应商关系非常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回答，我们需要考虑到帮助他们建立能力，帮助衡量，以及怎么控制化学物质，包括审计，而不仅仅是检测、检查的问题，包括教授，要跟他们进行沟通，这是非常长的过程。在2002年，我们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在33年之后，我们基本获得预定的目标，结果是比较好的，方法比较重要。目前来看，通过这种方法帮助控制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在SONY公司所学到的经验。

　　Jan NOTERDAEME：非常感谢。就像我所承诺过的，我现在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听到了刚才发言人的想法，我们看到平等的供货商和供应者之间的关系，我让大家问两到三个问题，或者你们的看法，我们现在是非常信任的环境，是平等学习的机会，我希望听听大家有什么担心，你们目前所有的，或者所经历过的担心是什么，你们认为全球区域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购买方是在西方，基本供货商都在亚洲，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关系，你们的经历是什么样子，请大家说出来。大家不要太谨慎或者太礼貌了，如果真的想学习的话，现在让大家来发言，听了大家的看法之后，也请台上的嘉宾思考一下。任何人有非常具体的案例、实践的经验或者你们所看到的更好的培训、更好的对话、更好的能力建设所带来的结果，能够影响到第二层、第三层的供应链，你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想问，是不是有非常好的实践，从供应链角度来看，请你们思考这样的问题。首先有请第一位。

　　提问：我是小陈，是来自于泰科公司的，当我们讨论到CSR的时候，我们讲一些新的关系，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当我们讨论到供应链的时候，同样一个美国公司的供货商，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中国，他们有不同的位置，或者一个日本公司，有一个中国的供货商、一个美国的供货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管理他们的供应链，供应商的链，是我们学习他们，还是和他们共同进步，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我的问题是问来自飞利浦的采购官，这两方面可能不是非常匹配，但我觉得是非常匹配的。几天前我们讲到中国有毒废物的问题，是谁在倾倒这些有害物质，如果你的定价不改，价值链不改变，只是从培训、从能力建设来做工作，我们不会提高价格，我们希望能够负责，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但是他们利润率只有2%或者只有5%的时候，钱来自于哪儿呢？有一个美国的家具公司，他们在欧洲有供货商，他们说帮助供货商来发展，当他们降价的时候，降低成本的时候，让他们降低成本，不会要求他们，而是教会他们怎样减少成本。一个部分是教授他们，第二个是不想改变价格。最后来讲，将会发生什么呢？CSR也许没有办法来实现，你只能用你的业绩指标。

　　Jan NOTERDAEME：非常好。这位女士，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公司，还有你的名字。

　　提问：我来自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非常高兴有这样一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也是刚开始做这个工作不久。我非常赞同李伟阳先生谈的三个观点，社会责任不同的标准在不同国家地区应该因地制宜。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从2005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和BSCI等等都开展了合作，开展了大量培训工作，我的四个同事正在跟BSCI在广州进行社会责任的培训。我想问一下，日本企业在采用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时候，有什么经验？有没有不大合适的地方，当然日本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制造大国，日本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标准，对中国本土这样的体系，你们持什么观点？谢谢。

　　Jan NOTERDAEME：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让第三位发言人来说一下。

　　提问：我来自工厂，我是南通泰幕士服装有限公司的，我姓陆，我是一个供应商，我问题有两个，社会责任应该是有成本的，像我们企业是一个比较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五保合一，员工享受很好的福利，我们销售额不是很大，只有不到三个亿的销售额，但是我们交给政府的福利有一千万，还有其他福利，仅仅这一块就有5%和其他企业的差异。我的问题是，其实不管是员工福利方面，包括环保指标，现在针对一些环保指标的做法，都是要选择比较好的品牌或者是一些大公司的供应商，特别是欧盟的标准，我们就会选择欧洲的供应商，这样必然提高我们的成本。提高成本的同时，还会影响国内供应商的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飞利浦的采购官，在价格选择上，你们对供应商的选择，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面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生产很多有机棉的服装，很多欧洲朋友会用很高的价格买有机棉的服装，其实差异很小，这是环保的贡献。这种情况下，你们是不是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让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入你们的供应商体系，而不是一直要很低的价格。我们碰到欧洲供应商也好，其他供应商也好，都是要很高的社会责任，要你很低的价格。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比较赞成国家电网李先生说的道理，其实社会责任有一种文化差异的，或者有文化背景的，这是很特别的部分。举例说，最低工资这个问题，在中国你要考虑到两个方面，最低工资是对员工的保护，同时也有问题所在，如果一个员工的效率很低的情况下，你要培养他、训练他，但是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达到公司标准，这种人留在企业会达不到要求，你就要贴补工资。如果不让他留在企业，他就没有了工作。我们公司有20个残疾人，每个月给他们固定的工资。但是包括惩罚和奖励的问题，社会责任下，肯定是用奖励的方法，不主张用惩罚的方法，其实中国文化背景下也不是这样。我比较赞成李先生的讲法，社会责任有在不同文化下不一样的背景。谢谢。

　　Jan NOTERDAEME：非常感谢。说了很多有挑战的问题给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回到这一面，下面让小组发言人来回答其中的两个问题，请你们开始。至少我听到了一些观点，第一个发言人他认为比较矛盾，比如我们必须进入一个学习的年代，或者一个教授人们进行能力建设的年代，学习更重要。我听到CSR是有很大的文化背景，但是却从投入全球的框架规章有冲突，你怎么来回答呢？

　　翟博霆：这三个问题都是冲我问的，李先生也是要回答问题的，他也提出了很多观点，两位男士问的问题很多都跟他有关。李先生提到跨国公司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法官的角色，我同意。刚才这位工厂的先生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我们要教授培训供应商，要很高的CSR，但价格很低，这是一种冲突。第三位先生提到CSR有时候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像飞利浦这样的公司对高成本回应了，而且要求了，主要是这三个问题。李先生刚才说我是一个学生，我已经在跨国公司有15到20年的工作经验，我来自于您的邻国，我也是亚洲人，一般人提到我是供应商的学生，我往往会回答你们才是专家，我跟你们没有差别。

　　在他的演讲当中，他说到他对CSR有很深地了解，也就是说在这种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有一定的差别，跨国公司并不应该和中国公司想法不一样。有的时候不同来源于我们怎么对同样的事情进行解释，我们对这方面，对于价值和法律有很多探讨，什么是法律，或者我们把社会的压力，把它转变为文字、一种法律，那么它就变成一种法律。跨国公司首先应该做的，来推广CSR，那么应该是把外部的法律加入规章制度当中，应该体现在规章制度当中、企业政策当中。在我们公司当中，很多当地公司，不光在巴西、墨西哥，还有印度当地的分支公司，他们并不完全尊重这些东道主国的法律，如果跨国公司说，我们想尊重你的法律，但是你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跟我们不同，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尊重法律也是尊重他们的价值观。我想有的时候，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依法做事，中间就是一条很细的线。欧盟要求人们必须尊重这些东道主的法律，所以这是价值和法律，我非常同意。我们有时候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而且也要终止我们这些差异，我是指价值观。当然有些大国，历史悠久的大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确实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些公司建起来，这个桥梁并不是通过冲突，而是通过理解建立的。因此在公司内部，我在跨国公司工作，我们要努力去了解东道国国家人民的文化、语言、价值观，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成功的，同时我们要求这些人来理解、来了解我们的公司文化，这是我对您的回应，就是您说的价值观不同。

　　对于下一个问题。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供应商，也告诉你的价值利润、有毒物质如何控制，CSR不是新的事情，对中国公司不是新的，对跨国公司也不是，这是我们早就知道，但现在浮出水面的问题。并不是很多中国公司都用中国的方法，都在保证或者提高他们员工的福利，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做了很久。他们代表了我们东道国的机制。这些中国公司因为他们正在不断购买国外的资产，也就要吸收国外的CSR，在他们的大环境之下，使用的这种CSR，可能在他们购买了更多的国外资产之后，也许不适应，就像欧洲国家的CSR标准，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那么问题就是，跨国公司对供应商基本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教育他们、培训他们，很多跨国公司都很幸运，有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好几十年的CSR方面的知识和了解，他们已经有很多技术、很多知识，他们必须给他们的合作伙伴传承，所以要让他们学习，我都在终生学习。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亚洲人，学习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事情我就会进步。如果有人努力要教育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那我会努力学习。像日本人在二战后向美国人学习，长江后浪推前浪，反过来教美国人。我们呢，中国，印度，我的家乡，要不耻于学习，学习是很光荣的事情。有比飞利浦更大的公司已经在那里有过运作，但是它是我们的供应商，他们比我们还牛，我们找到他，只要我们脑子里都有一种终生学习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去学习，就要去教，这样知识才能流传。它有的时候是从大公司流传到小公司，我们谈到有毒化学物质，谁对此负责呢？问题是谁负责。我们不应该问这个，应该是问谁去清理。作为飞利浦来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时间不太长，我们有一个从摇篮到摇篮，也就是说从头到尾的项目。比如卖一个电视，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当它已经到了终止的时候，你内部的零件必须重新使用。我们有这样一个网络能够把它回收再利用，我们要把这些概念灌输到我们供应链当中去，当然这个项目刚刚开产，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成功。我们并不批评我们的供应商，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内部系统当中有任何资源的浪费。而且我们也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环保标准，我们都必须达到，我们想首当其冲满足这些标准。

　　最后陆先生提的问题，供应商要满足成本，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例子，在过去几年当中，飞利浦中国已经购买了中国几十亿的资产。我们对很多供应商的要求，我们发现这些供应基地都在努力满足CSR标准，我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参与，来共同帮助他们。当然您所说的，比如价格上升了，或者给你们的成本上升了，给你们的价格非常低，有些成本的确上升了，但我说的是要放眼未来，要长期看，我们选择这种供应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成本，要考虑CSR，要考虑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帮助你最终提高你的产品质量。如果说你的质量上升，你销售更多，最终你的成本下降，你有更多的福利可以给予你的员工，这就是我对三个观众提问的回答。谢谢。

　　冨田秀实：谢谢。我也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你提到中国本地系统，我想借鉴一些日本的经验，实际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基本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供应链管理来说。因为CSR管理供应链主要是我们如何去分享一个共同的，在购买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有一个硬性规定，供应商必须这么做，消费者需要更便宜的产品，也许我们就会对供应商的管理不那么严格。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成功管理这样一个全球的供应链。从我日本的经历来说，我刚才提到过，在一开始我说过，在日本这种劳资问题，现在并不明显，当然非常主动的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的管理了，我们这些客户也这样做。但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标准在日本实施，这是现在很多日本公司都在做的一件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这也是很成功的。如果一个消费者是一个日本人，那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一个局面，我们看到从一个全球化观点来看，如果购买商是一个西方人，也许日本的标准可能不能让他们满意，这就是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标准不统一。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在本地的供应链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供应链当中有一个共用的标准，我们可能满意了，但客户不一定满意。所以我说要和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把不同的利益协调起来，这是供应链非常基本的部分。

　　我们怎样分享我们的价值呢？在供应链和消费者之间来分享，包括在中国和日本或者在亚洲的地区，都是我们生产的地方，我们市场一般在西方国家，我们怎样使这个变得更加和谐呢？事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SONY公司也是BSCI的会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尽量了解亚太地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比如中国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能够把控国际标准，使它变得更适应亚太地区的国家。也许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这种思考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享我们供货商和西方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不断前进，最终我们会找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Lorenz BERZAU：我想介绍一下，有两个部分，对于刚才在座各位所说的，台上各位所说的我非常同意，因为我现在不代表公司，所以我没办法给大家非常具体的例子。当我们讨论到成本的时候，还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必须是有成本的，不管是供货商还是买方，都有承担。比如BSCI的培训，上周我们做了一些培训，关于BSCI的工作室，或者在杭州，这周在广州做培训，我们是定期做培训。我现在想说的一个部分，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这是一种投资，它会给你带来收益的。同时有这样一问题，当供货的工厂说，我要做这些审计，要花额外的成本，但这不是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开始的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能够不断改善管理，变得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生产力，让他们最终带来减少他们的成本。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点也要看到。我们不仅仅关注低点上要花钱，同时长期而言，这个投资会带来收益的。

　　第二点，关于法律法规的情况，还有欧盟标准的问题，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我们首先主要谈论的是要看一下国家的法律，不是说比利时的法律在中国实施。在我们培训中，讲师们在讲中国劳动法是什么情况，要看这些工厂怎样实施中国的劳动法，这不是欧盟的标准，也不是说中国的标准，应该是讲国际的劳工法。中国也是其中的签署国，我们不是讲外国的法律、外国的标准，这是一个国家本身当地的法律，不然这就不是可实行的方式。

　　Jan NOTERDAEME：谢谢。李先生，你愿不愿意回应一下刚才的问题和他们的看法？

　　李伟阳：实践是最重要的制约，这也是价值创造最重要的源泉，考虑到这个我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也是给跨国公司提的建议，社会责任本质的问题，实际是一个长远利益的问题，怎样从短期的利益能够有效过渡到长远的利益。我的意思就是说，建议咱们这里，在经济价值角度来讲或者财务利益角度来讲，我们必须保持弹性，不是一条线，而是应该划一个区域，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利润要让出来，作为一个股东方考虑财务利益的时候，要把这种弹性做得大一些。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成本增加了，价格没有增加，但这是一个短期利益，实际社会责任本质是长期利益。短期利益怎么过渡到长期利益呢？很重要一个条件，各公司应该制定一个弹性，比如股东要让自己有足够的弹性，这是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把我刚才另外一个观点的原因介绍一下。我说为什么要平等，并不是说道德追求的意识，这里有客观的理由在里头。比如从财务价值来讲，你是购买方，你是老大，你是主导的，但是这种环境价值，大家知道很多德国公司，很小的公司，但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公司，在环境价值方面他是老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优势，所谓的不同地位，依据不同价值标准的时候，谁占优势地位很难说。从某种社会价值来讲，在生态网络里头，可能供应商是主导的，你的购买商反而是次要地位。但是你作为业务的发起人，你怎样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实现，这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我用一句话结束我刚才的表达，大家知道中国文化源头是《易经》，《易经》的乾卦里有一句话，群龙无首，吉。意思就是说承认每个人，每个人分工不一样，达到和的状态。谢谢大家。

　　Jan NOTERDAEME：非常感谢，我们想让在座的各位再来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观点，可以再说一下。

　　张峻峰：张峻峰，国际劳动研究所。我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我觉得说得挺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看法。他们在说的过程中，来自飞利浦公司的先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实际上他们在考虑采购的时候，是把社会责任成本因素考虑进去了，我理解是为了社会责任的履行要多支付一部分费用，但是最后他又强调说，这个费用应该是由供应商自己承担的。我不知道这中间是不是因为时间不长，可能表述不是很透彻。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你们是如何考虑分担社会责任成本的。如果说你们坐下来跟供应商谈，分析整个产品成本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把其他有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另外还有几点，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因为在我们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跟我们讲，最近几年是产品价格，供应价格大幅度下降，采购商逼迫压价，另外是社会责任的要求实际越来越高，不简简单单要求他们遵守国家法律的问题。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一个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有问题吗？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主说，你要求我尊重国家法律，我坚决不遵守，没有这回事。中国企业主是不是多数不愿意遵守国家法律，我曾经跟他们聊过，有一个企业主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也是人，我们都有良心，看见工人这么加班，我们实在是不忍心。但是给我的交货时间就这么多，我没办法，只好给工人提供最好的条件，比如连续48小时工作，给你把饭端到设备旁边，中间不断问寒问暖。这是一种。我也听说，企业在接订单的时候，采购方也跟他说，你可得遵守你们国家法律。因为采购不仅仅是价格问题，还有时间问题。在考虑时间问题中，你们是不是也考虑到供货商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每天在八小时工作情况下完成这个订单。

　　我们一个调查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瑞士的企业不相信在中国八个小时就不能实现盈利。他按照他的理念来经营这个企业，在广东，其实价格和交货条件还有一点优势，最后这个企业干了一年倒闭了。为什么是这样？事实有这么几个因素，可能各位先生琢磨这个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除了国家法律这一个因素以外，除了基本的成本这一个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一个产品的生产。他怎么生产出来的，如果各位在企业干过都知道，包括了原材料的因素，包括了生产环境的因素，包括其他供应商其他条件要求，如果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还能简简单单说，因为你要求他遵守基本的国家法律，所以你就没有责任吗？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例子，飞利浦这位先生，因为他是飞利浦公司的采购总负责人，我不知道你怎么要求你的采购员的。我听说有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当时企业主跟我们说的时候，也是满含怨恨。说采购员跟他们说，价格必须给我到什么样子，如果不给我，我就到另外一个公司买去。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市场环境、价格是一个竞争的结果，这哪儿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个企业主就说，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忍痛杀一下价。杀完价，这个故事没有完，采购员就说，价格已经是这个了，政府给你出口退税，你把出口退税给我。企业老板说不行，给你这个价格，是依据出口退税的。最后企业主是亏本接了这个生意。我说你为什么接？他说我有三千工人，我最近没有生意，有了这个生意，我可以保证工厂开工。实际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市场，你说让他们遵守国家法律，这根本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

　　刚才前面谈到有一个分担成本的问题，分担成本不像某几位先生提到的，遵守法律，有一个成本支出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比这个复杂。如果飞利浦公司这位先生说的，他们真正坐下来跟供货商考虑，这个价格是如何构成的，在什么时间内，合理条件下完成这个产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谈如何让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这恐怕就稍微理性一点。

　　还有一点，台上有几位从发达国家来的，我曾经跟发达国家不少人士谈过这么一个想法，事实上这些年发达国家推行社会责任活动，社会上还是有影响的，影响到消费者对产品，是否在社会责任条件下生产的这么一个认知。各位都应该承担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在发达国家进一步说服消费者让他们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多支付一个美元，这一个美元实际在你们公司成本之外另外多支付一个美元，绝对有利于全世界范围社会责任的发展。谢谢。

　　Jan NOTERDAEME：非常感谢您的发言。在我们评估购买商和供应商圆桌会议是不是进行很好之前……

　　翟博霆：我能说几句吗？我想快速回应您这个话，简言之，购买方有一种非常压人的方法，这是不道德的，因此整个价值链也有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模式，这对于那些供应的公司是不公平的。仅仅就是要求你满足国家法律，我就没事了。我想讲一句，我也认为这样不好，那么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不断重复，我作为个人和我的公司把我们的价值链认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公司的部分，一个是社会的部分，那么对于你必须在社会元素当中增加更多的资源，你只有做更多的投资，你才能够让价值链运转出来，才能够竞争。你怎么增加社会这部分的价值呢？你的生产力怎么提高？所以对于公司、对于个人，对于整个供应链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有时候有些人高高在上，有时候采取这种架式。当然我认为不应该这样。

　　我还想说一下，当我们知识必须要自由流动，在世界上更加文明的人必须要把知识传承下去，我们同时也就是消费者，我们谈论到CSR，当我们在超市当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多花一美元买呢？谁对此负责？你可以骂跨国公司或者批评这些组织，同时你们也要自省，要看看自己，包括我自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真正去买这些公司的产品，就因为他们CSR做得好？如果真正达到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确实有这种作为人提供一定的价值对于CSR。

　　Jan NOTERDAEME：谢谢。我刚脱了我的外套，因为时间非常长了，已经超了三分钟。我在讨论当中，我了解到，我的感受，第一，我们要求供应方必须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法律。第二，我们要努力达到全球化的共识，当然也要考虑到当地的文化。第三个，我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必须分享终生学习的意识形态，而且认为学习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不管从大公司传到小公司，还是小公司教给大公司。

　　第四，CSR首先会增加你的成本，但是在长久来看，它都会回报的，这也需要我们更成熟、更理性的计算和规划。李先生召唤大家要建立这样一种共同价值观，而且翟博霆先生来自飞利浦，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到当中去，以及每一个人的态度。

　　第五，张峻峰要求我们这些公司要更耐心，成为更耐心的合作伙伴。当然也就是会对我们的生存，公司的生存和员工福利待遇会增加一些成本。而且他也召唤所有的人要成为负有责任的消费者，就是从你我自身做起。

　　现在做一个结语，知识要自由流动，而且它是免费的，当然我们也有责任使得它传承、传播更加顺畅。我们《WTO经济导刊》以及其他人都有责任，要使知识流传更加自由，所以我要求在座所有人，如果你能够和我们分享更好的知识，那你们就使用我们的门户网站，这样我们就能在欧洲了解到你的知识、好的做法。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好的做法分享给你们。我希望大家举起你们的双手，来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建立了更加实实在在的在供应商和消费商之间的和谐关系。请大家举手。至少通过这个论坛，你建立了更和谐的关系，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谢谢所有的嘉宾，谢谢《WTO经济导刊》，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回到家里是心满意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