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建国以来最大的粮食走私案在广州开审，媒体的目光大多纠结在该案件的复杂性和爆炸性，俨然忽略了当时粮食走私的最大幕后推手：市场阀门失灵。

　　事实上，2008年粮食成为走私“新宠”，源于国内粮价与国外粮价巨大的差价。彼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粮食减产，国际米价已经跃过FOB1000美元/吨(指装运船上交货，由买方承担运费和保险费)的大关，这一成本加上100美元/吨的运费保险费、出口关税17%、营业税及附加5.5%，再加上约10%的合理利润，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被抬升到6元/斤，而当时国内市场上大米价格压抑在1.5元/斤左右，价差近4倍。

　　而在此之前，国内的政策性保护之手将国内粮价和国际市场硬生生撕裂开来。2007年12月20日起，我国取消了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税，对外严限出口。2008年1月1日起进一步对原粮及其制成品出口征收5%~25%的暂定关税，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临时性的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国家的政策是对内维持低粮价，财政对农民进行大量的粮食补贴，即便这种补贴是建立在政府给出的最低收购价之上。这让国内的粮价没有多少价格弹性。

　　高利润碰上严管制，才有了“走私使得我国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转补给了全世界”的说法，一方面是对粮食走私的指控，一方面也有政府维持低粮价反而“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徐小青看来，国内粮价是否和国际价格接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要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换句话说，政府补贴不能成为唯一收益，真正的收益还是在市场之中。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给予农民种粮补贴，只是保护农民的一种手段。”李国祥指出，国家要保护粮食安全，应该从国家的短期和长期计划中着手，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水利建设、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这一切最终归结为确保粮食增收，这是整个粮食市场健康运行的首要前提。

　　通常来说，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有长期和短期之分。长期来说，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为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不足。短期危险则来自于粮食价格和产量的频繁波动。产量波动直接影响价格，而价格变化则是粮食走私有利可图的前提所在。

　　价量之间互相依存此消彼长的关系早已为市场所证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峰眼中，政府对于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全面接轨“有点不放心”，所以仍在干预形成粮食价格的条件，通过掌握库存和颁布政策间接影响国内粮价；对国际粮价则表现为“合则聚不合则散”。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国际粮价大幅回落、我国连续5年粮食丰收的大背景下，财政部2008年12月1日起取消了玉米和大豆5%的出口关税，同时，小麦、稻米的出口关税也分别由之前的20%、5%统一下调至3%。

　　“在此之前，政府对粮食出口采取的是‘配额制’和‘企业制’结合的双制管理，前者便于进行总量控制，而后者则涉及中粮集团和吉林粮食集团两家企业，他们通常占到配额的70%，”李国祥告诉记者，出口配额在2008年12月底就已经放开，“小企业也能申请到出口配额，与2008年完全相反，政府在鼓励粮食出口。”

　　回顾2008年，国家两次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三次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规模，三次下达粮棉油糖临时收储计划……支持粮食生产的力度之大、信号之强烈，前所未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安全的“市场阀”已经放开。从2007年开始，国际农业资本对国内粮食市场的争夺引起有关部门注意，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是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跨国公司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成为典型案例。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年~2020年）》。纲要肯定了我国近年来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一些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粮食生产逐步恢复，但继续稳定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大豆和棉花进口量逐年扩大；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变化影响，上述趋势难以逆转，我国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