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帆

　　金融危机引出了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等诸多基本面问题。产能过剩是过去十几年中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着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产出大于自身需求，并通过向工业国出口的方式消除其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充当了世界的终极消费者，过度进口商品及服务并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促进消费，以克服因收入增长放缓所导致的需求不足。

　　刺激计划延续原有增长模式

　　经过近10年的不断上涨，美国房价最终步入下行周期，整个金融和经济大厦随之倒塌。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增长模式宣告结束，未来很难再依赖信贷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居民债务比率已升至占GDP的100%，金融机构的债务高达GDP的120%，去杠杆化已是不可避免。美国无疑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美国经济因此有可能在短期和中期保持低速增长，直至其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他工业国情况与美国相似。由于工业国需求萎靡，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必须做好长期出口缓慢增长甚至会负增长的准备；新兴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应依靠内需。

　　各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纷纷抛出刺激计划，其规模、各国合作程度、财政及货币政策间的协调，以及非常规工具的应用都是史无前例的。各国经济刺激计划数额高达全球GDP的2.7%。

　　对如此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解构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延续或支持各自原有的增长模式。换言之，新兴经济体还是大幅投资于制造业与基建项目，而工业国则继续鼓励信贷与消费。

　　比如，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100%都是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主要投资于工业与基建项目；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60%为政府转移支付和减税，其余40%为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这还不包括信贷刺激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政府转移支付)；德国的这一比率为60%和40%，法国为60%和40%，意大利为80%和20%，西班牙为82%和18%。

　　长期来看，这肯定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结构调整的挑战。工业国应该着眼于恢复其制造业产能，降低对信贷扩张的依赖；同时，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多地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中国经济何时能转型？

　　工业国和新兴经济体能成功转型吗？真正的转型似乎尚未发生。然而，“危中有机”。金融危机可能为全球经济转型带来最佳的契机，虽然改革总是痛苦而漫长的。

　　中国转型的拐点何时到来？中国的改革一贯是“渐进式”的改革，并且是“摸着石头过河”。除非无路可走，否则很难想象中国会出现重大转变。中国已经承诺要提升其经济增长模式，但改革力度一直不够，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并未面临过真正的挑战。比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发现其只是依靠鼓励出口就可以轻易渡过难关，因为工业国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着强劲的需求。这次危机则完全不同。这是一场所有国家和所有行业同时面临的危机，是百年不遇的危机。中短期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国的增长动力都消耗殆尽，所以必将出现低增长直至他们找到各自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

　　我们预计中国经济政策转型的拐点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虽然整个转型过程将会循序渐进并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到2010年下半年左右，一方面，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由本轮经济刺激计划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部分过剩产能将无处可去。那时候，除了刺激内需以消化过剩产能外，中国已别无出路。也只有在那时，真正的消费导向型而非投资导向型的政策估计才会逐步出台。

　　笔者以为，真正的消费导向型政策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刺激居民消费，是“让居民用货币投票”，而不是“让政府替居民花钱”。只有这样，中国长期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才能被逐渐解决。

　　真正的消费导向型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消费补贴和税制改革等手段来提高居民收入。其中第一点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公共部门相当健康，公债占GDP比重较低(仅为20%)。第二点现在正在做，今后程度和范围都将显著扩大。第三点需要税收结构性改革而非仅仅提高税项起征点，所以应是中期目标。加薪在经济衰退中可能性不大，但是，中期来看应伴随着中速的经济增长及温和的通胀慢慢走高。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大幅改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发展多层次住房制度来降低边际储蓄倾向，刺激消费。中国政府还应鼓励居民花更多时间在文化休闲娱乐方面，而非超负荷工作上。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人口众多，所以可以开发尚未利用的巨大市场潜力起到缓冲衰退的作用。今后，“人口红利”将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还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总而言之，在未来3到5年，经济转型与复苏很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成功转型的国家将会复苏得更好更强。美国单边主导的局势很可能会转变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多边局势。

　　（作者系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