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金融危机蒙蔽了眼睛，我们就站在陷阱的边缘

　　□张小彩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中国是时候回头审视我们经济体系的深层次问题了，因为，很可能，我们就站在“陷阱”的边缘。

　　连续两周，美国银行业爆出重大新闻，先是批准十大银行提前还款赎身，接着又公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

　　美国第二次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对制造这场危机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突生疑窦，美国经济界掀起了反思的声浪，因预测这场危机而获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撰文《里根干的》指出，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前总统里根和他的过于放纵市场的“去规则化政策”。左翼经济学家和媒体呼吁政府以投资人的身份更加深刻地介入接受援助的商业银行和大企业的管理。尽管美国政府的态度暂时还朦胧不定，但很明显，奥巴马的经济援助计划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悖论。与此同时，能够迅速调动社会资源救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令整个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美国似乎又一次站在了经济制度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整个西方世界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相反，苏联的经济建设如日中天。两厢对比，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遭到严重质疑。按照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一书的描述，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惟一办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为了挽救经济，加快复苏，人们呼吁集权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当时的堪萨斯州州长甚至宣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但是，美国人最终选择了罗斯福，而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按照凯恩斯开出的药方，他成功地带领美国走出了经济萧条的泥潭，挽救了市场经济。

　　这一次，在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给奥巴马提供了表情暧昧的经济援助计划。有人猜测，此君是“国有化”的支持者，甚至估计下一步的经济制度可能“向左转”，政府将作为出资人在银行的经营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限制高管薪酬，介入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等。

　　但是，十家银行提前还款计划获批让政府曾经暧昧的表情明朗起来：他们要把自由还给银行和企业。显然，那位据说有可能成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继任者的萨默斯果然如他自己辩白的那样，他本人并不是国有化的支持者，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所有可能的方案提供给总统，让他有更多的选择”。财长盖特纳也不是，他说，如果国有化，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天才的管理者？而更多的经济学家则坚持：“国有化并非解决之道，只会扼杀天才，适得其反”。从上周二披露的金融监管计划细节来看，其主旨是对金融体系进行外部监管，换句话说，政府只是作为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主持金融市场管理。

　　由此看来，尽管美国自由市场经济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但他们并不打算改弦更张，迫在眉睫的危险一过，他们立即重新返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我们可能就站在陷阱的边缘

　　当美国经济界疑窦丛生的时候，我们多少有点沾沾自喜。而这种自我陶醉的情绪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陷阱的边缘。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非常适时地出台了四万亿的救助计划，其反应速度之快赢得了世界的喝彩，制度的优越性展露无遗。于是，各种好消息接踵而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我们的观念里，欠债矮三分，于是在北大，大学生对美国财长的演讲发出不屑的嘲笑。更为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宣布成为世界盈利第一的银行。而曾经备受关注的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偃旗息鼓了。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我们彻底忘掉了那些曾让高层痛心疾首，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不惜血本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的各种弊病。不是吗？美国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似乎都要国有化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必要市场化吗？中国网络媒体把有关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新闻抽剥为《美国金融监管计划出台，政府接管金融巨头》用黑体大号字挂在显眼位置。而事实上，美国整个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主旨重在外部监管，政府接管大型金融机构只是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时的应急工具，犹如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宣布戒严令。这场金融危机就这样蒙蔽了人们的眼睛。

　　中国的经济制度真的无比优越，真的不需要认清暗藏的危机吗？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渠道问题重重。财政渠道，长期患“投资饥渴症”，而这种投资的效率和对经济拉动程度备受质疑，最为可怕的是这种“饥渴症”可能伴生腐败对财政资金的吞噬和对国民道德的戕害，加剧社会冲突。因此，这些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们一直在和这种“饥渴症”抗争，试图更多地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例如银行、资本市场)分配社会资源。而这次不期而来的金融危机却不合时宜地为这一“饥渴症”的大规模释放提供了空前的合理性。

　　再看金融资源配置的另一重要渠道———银行。中国的银行体系被颇具民间色彩的美国兰德公司定义为世界最糟糕的银行体系，制造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一次次剥离，一次次又重新产生。中央高层曾经下决心花钱买机制，对其进行彻底改革。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扭曲了改革的轨迹，刚刚建立较为谨慎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商业银行突然之间疯狂地竞相发放贷款。一季度新增贷款达到4.58万亿的天量，至5月份贷款连续9个月增加，增速创22年来新高。商业银行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在一夜之间提高了吗？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流入真正有效率的实体经济机构？明眼人都清楚，大部分的银行资金其实就是所谓的配套资金，以政策性垫底，因此无需过多考虑风险(事实上这些风险也不会在短期内显现)，银行当然乐得倾情配合，与地方政府合演一场既没有个人风险又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账面利润的“双簧”。但是，几乎很难避免，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会看到曾经重演过多次的情景：天量的银行坏账以“政策性”的名义被一笔勾销。

　　重读保罗·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很多描述令人不寒而栗。日本为了对付90年代的经济衰退，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政府举债修路架桥，根本不考虑这些工程的实用价值。这些投资虽然在短时期内创造了就业，但是并没有带来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加上后来的人口老龄化，财政负担加重，银行坏账增加等问题，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流动性陷阱的怪圈。日本主要的问题，我们今天都在重现。而且，与日本财政部门使用资金的透明度和合理性相比，中国的如何？与日本银行体系的健康程度相比，中国的又如何？等待我们的会不会也是那深不见底的流动性陷阱？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严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所有积弊就可以被忽视。或许，中国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事实上，就连中国持有的那7600多亿美国国债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可以“不高兴”和对美国财长发出嘲笑的资本，因为，那其实和当前很多中国股民节衣缩食省下来却被套牢在股市的积蓄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