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陈卫
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回顾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和落后的根源；中国在５０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但其根源在于制度而非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１５００万的速度增长，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３０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漫谈之三■陈卫
自马尔萨斯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ｌｔｈｕｓ以来，人口问题就开始进入理论界和决策层的视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引起广泛的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上：人口与食物供给，人口与经济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此外，在综合研究方面，人口容量研究又独立演变成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人口与食物供给
马尔萨斯是最早系统地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人口和经济学家。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他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并把这对矛盾看成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他认为食物增加将会导致人口增加，而当人口增加超过食物增加时，会有各种因素抑制人口的增加，最终使人口和食物保持平衡。这也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理论。
二战以后，美国学者皮尔逊和哈珀在《世界的饥饿》一书中，再次对人口和食物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而耕地扩大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都不可能，因此人口增长将最终受食物供给能力的限制，从而提出唯一解决世界饥饿的办法只能是减少人口的观点。另外，美国学者福格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ｏｇｔ在他１９４９年发表的《生存之路》中，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性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提出人类的“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和恢复资源。
但是，理论和后来的事实并没有证明人口与食物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马尔萨斯的理论引起了长期的论战。主要的批判人物有马克思、李嘉图、西尼尔、马歇尔和Ｄ．盖尔·约翰逊。
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的存在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再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存在“人口过剩”的，原因不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是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
李嘉图认为人口增长的原因应该从资本和劳动需求的角度进行说明。资本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工资的上涨，它们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所在，而食物的增加只不过是结果。
西尼尔也不认为人口增长会快于经济增长。他认为人们一旦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了使它不至于降低，就会倾向于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因此人口会比生活资料相对增长得缓慢。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作用，最终食物总产量会增加，并极力主张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以应对人口增长。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逊认为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对该地区人均粮食的影响微乎其微，限制粮食供给增长的因素不是土地资源过少，而是劳动生产率过低，并提出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的降低，而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能力。可见，约翰逊的观点基本上是对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人口方面的应用与合乎逻辑的扩展。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２０世纪上半叶，人口问题的争论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新独立国家的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长期落后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许多理论表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１９５６年，纳尔逊在他的“欠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并且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便会下降并必然导致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同年，赫茨勒出版了《世界人口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不发达和人口压力是并存的。寇尔和胡佛在１９５８年的研究分析了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也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效应。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一些机构报告也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从上升到下降或静止的转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库兹涅茨在１９６６年继续总结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刺激需求和投资、促进发明和技术改进、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等。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理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博塞鲁普提出“人口推力假说”，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传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西蒙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口适度增长则比不增长和增长过快都更有好处。
除了上述两派学者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坎南的适度人口论、库兹涅茨关于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相当有限的观点。另外，美国人口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提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此做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却十分困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只靠一种政策或一个部门的努力就能成功的”，计划生育本身也不能使一个穷国变富。
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
对人口与环境关系问题的关注是和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人口与食物、人口与经济增长这些问题的关注一脉相承的。人们担心的不仅是环境破坏将对人们健康或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更主要的仍然是担心由于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而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在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中，也强调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作用。然而，西蒙是人口与环境关系乐观派的代表。他认为那些消极的观点不过是危言耸听，人类的发展能够解决人口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人口容量
关于人口容量的估算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６７９年。在科恩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一书中，对迄今为止学者估算的６５个之多的最大人口容量值做了个总结，提到这些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最低的不到１０亿到最高的超过千亿，但在所有的这些估计数的上限值中，不存在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估算值的分布范围在扩大。不管结果如何，对这些估计值的态度应该与对人口预测的态度一样，因为它们很敏感地依赖于所假设的种种自然的限制和人类的选择。
从１９７５年以来，有关人口容量的定义有２６个之多。大多数的定义都在一些基本点上有共识，即这一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通常没有说明多长时期），在某种可能的或期望的生活方式下所能养活的最高人口数，也认为必须扩展到考虑技术的作用，还认为在自然条件给生存带来问题之前，不同文化和各人不同的生活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就可能对人口规模设置了极限。然而在其他方面，不同的定义差别很大，甚至互相冲突。其中，有些定义根本否认任何承载力的存在，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将超越任何自然的障碍；另一些定义承认极限值是存在的，但认为这些极限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就此，科恩也提出人口容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方面可随技术进步与生产水平的发展而提高，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也可随该区域的价值取向而变动，不同的发展取向或目标可以对应相对不同的人口承载量。
总之，回顾和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理论，可以得出：人们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可变的，甚至是松弛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单纯正的或单纯负的关系。这对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和落后的根源；中国在５０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但其根源在于制度而非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１５００万的速度增长，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３０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结果。而人口容量研究带来的对中国的启示也是极其深刻的。它揭示出关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的争论将一直继续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不会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这也就是说，人口容量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容量的“值”，而在于其在启发人们认识和指导人们行动中起到的作用。因此，中国更应该关注如何制定各种人口政策以应对人口增长，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味地提出人口的警戒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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