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国家的大脑，他们出“点子”影响政府领导人，他们造“主义”引导民众，他们被认为是“学术界”和“政界”的桥梁，他们是“没有学生的大学”。

　　他们就是智库，这个曾经的纯军事术语现在已经被延伸为了那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的、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上周，他们中的一些陆续来到中国参加全球智库峰会，会议更像一场盛宴，世界各地的智库们纷纷亮相。

　　亲密接触政界

　　同在华盛顿马塞诸赛大街办公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凯·金、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达杜什、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傅瑞伟和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常常能在华盛顿的各种研讨会、答谢午宴、辩论会上碰到，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和政界人士达到互通信息，从中了解政策走向，试图使其研究同步甚至超前于这种走向。

　　这一次，他们在有中国政府官员出席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智库同仁共同工作。

　　不仅仅是开研讨会，和政府决策部门人员定期会晤或建立私人关系，接受媒体采访、出版著作或者提交报告、定期出版期刊，都是全世界的智库共同的工作方式。

　　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德温·福尔纳总结了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四大法宝”：一是研究内容要及时有效，二是提交材料力求简短，最好不要超过10页；三是成果要对路，要花费许多时间搞清楚究竟哪些部门哪些人最需要这些材料，然后有针对性的递上去；四是可信。

　　不同于中国，美国智库成员还常常被邀请去参加国会听证会，使得他们有机会通过参加听证会来影响美国的决策。

　　美国前总统里根就任期间对智库人员的依赖创造了美国历史之最。从1981年到1988年，大约200名保守派智库成员在里根政府任职或者充当顾问。

　　当然，没有什么比自己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员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了。有些智库有意识地往这方面用力，成立专门办公室为新政府遴选合适官员的角色。布热津斯基即是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出人头地，进入内阁的。当然还有人所共知的基辛格。

　　四年一次的选举、政党轮换，每次政府更迭，从总统到中上层的司官员更达换几千人之多。这些官员离开政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各大智库，伺机而动，等待自己所认同的政党东山再起。

　　“智库和政界走得如此之近，不知道是喜是忧”，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5年的甘思德对本报说：“参加国会听证会的老是那些人，不能一定说是垄断，或许他们优秀，但或许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如今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的甘思德是美国已为数不多的在智库和学术界互相转换的学者，他坦承智库和学术界距离的拉大和美国学术界自身沉迷于不具有实用性的纯粹理论研究中也有关系。

　　替谁说话？

　　在美国，几乎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智库都有某种背景，或者政府背景，比如兰德公司、进步政策研究所等，或者国会背景，如威尔逊中心，或者与军方关系密切，如大西洋理事会。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上公布的2008年年报，其2008年经费为6070万美元，他的资助者主要为贝尔、惠普、杜邦以及由公司设立的基金会、美国快递、道格拉斯、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还有研讨会的收入，以及海外国家的捐款。

　　但这种情况在当今已经成为流行。微软公司曾出资赞助独立研究所出版了攻击政府反托拉斯法的系列著作，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则得到了微软宿敌网景公司的巨额资助，以政策建议的方式支持联邦政府起诉微软公司。

　　统计表明，一些竞选年份，美国西部财团对前三位智库的捐助超过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捐助。

　　“美国智库中有的很清楚的是为某一个意识形态服务，但是这个和倾向于政党是两码事。”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陈炳才。

　　“如果说布鲁金斯学会代表什么利益集团，我不同意”，甘思德说：“研究和金钱之间要有防火墙。不让金钱影响研究的独立性。而不是那些做捐款的有意识地想影响这个研究结果。但有的时候也会有机构和组织会违反这个原则。不过在美国，这个原则很重要且则必须确立。”

　　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的布鲁斯·麦克劳里说：“保持超学派立场是我们章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我们保持信用的唯一办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比较难划分。但是双方都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两者不同的是，智库不代表某一特定选民说话。

　　美国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汤姆森认为：“花钱雇我们的客户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因此，客户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

　　全球化影响

　　“全球化、影响外国政府是智库的发展方向。”甘思德说。

　　二战爆发之前，全美仅20来个智库，20世纪80年代末，私立以及附属于大学的智库飙升至1200多个。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截止2008年末，美国共有智库1777家为全世界之首。

　　“和以前不一样了，有很多竞争，媒体报道节奏加快了，要适应这个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位学者说。

　　全球各种智库的数量都在增加，经费来源也走向更加多元，媒体力量和评论员的声音日益响亮和智库构成竞争。通讯方式的革命也让智库发挥作用的途径也产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智库放弃了以写书来发表研究成果的方式，而是写简短的文章和报告的形式，有的还采用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直接口述的形式。

　　“学者反应比记者还快，他们还有时间思考吗？”中国国内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也是美国智库成果的消费者之一，诟病这种快餐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智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未来对独立研究和独立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智库的国际角色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决策的制定过程越来越透明，政府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辩论中决策。走向全球化是智库发展的必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项目助理主席、费城外交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JamesG.McGann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