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应急式的宏调政策基本到位且初见成效，下阶段政策重心正在由救急、救市转向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结构调整"是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的重中之重。”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我国的结构调整就已经开始了，但受危机的影响，一些调整处在停滞状态，“接下来必须坚持结构调整，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

　　在中央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初见成效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向好趋势。但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政府力量带动，社会投资的跟进还没形成趋势；为稳定外需不断提高退税率，成效有限；全球经济仍在艰难运行，外部环境依然恶劣……这说明我国经济好转基础尚未稳固，面临的国内外不确定因素仍多，政策选择和力度如把握不当，经济运行很可能出现反复。

　　知名宏观经济学者常修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未来宏观调控政策不应急于变调，而是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就好比农业灌溉有大水漫灌和滴水灌溉一样，宏观调控政策现在应该进入滴水灌溉的阶段，要着手解决经济发展的"短腿"问题。”

　　“政策的应急阶段已基本过去，下一步应该进入"调理"阶段。”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向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说，在经济企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自身的结构问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要从前半年的速度第一，转向强调质量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向《瞭望》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4万亿投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这是财政买来的和银行贷款堆出来的，其基础并不牢固，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他建议，相关部门必须强制防止资金流向股市和楼市，“宏观调控必须抑制虚拟经济的膨胀，导向性地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这暗示，一定程度上，现行部分政策与未来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应性，一些现实的矛盾需逐步化解。接受采访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下一步中国经济能否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同时不重复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是进入一个科学发展的快速的轨道，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经济形势进入变局时刻

　　之所以宏观调控政策有如此转向，源于当前处在企稳回升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有可能影响未来长远发展的关键性变化。

　　“3个多月前，我对白岩松说的是：可言止跌、慎言复苏。现在3个多月过去了，要对你说的是：止跌触底、萌生复苏。”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总体我认可复苏，但对复苏的评价还比较低。”

　　他把当前的经济指标归为三组：第一组是快速上升的指标，也就是对于经济来说好的迹象。投资增长率很大，达到30%以上。信贷规模异乎寻常，货币发行量(M2)增长较快；第二组是下降的指标，出口大幅下滑，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第三组介于两者之间，比较平稳，社会商品零售额上涨15%以上，相比于往年上涨2%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平衡。

　　“这三组指标中，上升的指标多是政策推动型的指标，而与市场内在联系比较密切的市场拖累型指标则不理想，两股力量博弈后的中间指标则几乎不上不下。”他说，这是经济处在关键期的一个突出表征。

　　印象更深刻的是，最近，常修泽在四川、广西、河南、浙江等地考察发现，各地经济有很大的不平衡性。经济指标之间有些是不协调的，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比如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和消费价格就有很大的落差。

　　对此，黄卫平甚为担忧，“中国一季度新增信贷就达4.58万亿，这样的刺激计划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他估计，“四个季度GDP的增速分别为6%、7%、8%和9%，全年增速达8%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不过这是建立在银行贷款达8万亿或以上的基础上的，否则很难实现。”

　　黄卫平分析说，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内需的增长已经超过15%，要再达到更高的增长率可能性不大，内需的真正扩大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出口方面，世界经济形势还不明朗，主要经济体都还在底部运行，外需不见好转。

　　“在前两方面已经比较乏力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增速只能靠投资，这就是选择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无奈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量农村劳动力要从传统的农业进入现代工业，这就要求工业必须有基础，而这只能靠投资来建设。”

　　因此，黄卫平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已经投放的钱究竟有多少进入到了实体经济，真正推动经济的复苏，这恐怕得打一个问号。”比如，最近股市已经闯过3000点大关，他认为来自两方面因素，“其一，中国股市先于世界股市完成调整，而且调整力度比较大；其次，就是靠资金堆出来的，让一些人感到心虚。”

　　同时，以某央企以40.6亿元夺得北京地区“地王”为标志，目前一些地方楼市频现“地王”竞风流的现象。“这也是资金大量流入造成的结果，而非刚性需求带来的上涨。”黄卫平对此不看好，“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有必要的，但是存在的隐忧是：不同的项目最后都"变身"为房地产项目，因为房地产对经济拉动的效果明显。”

　　“但是，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崩盘。”他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现在的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还是经济总量第二的日本、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甚至是香港，其都经历了这样一条道路，“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逃出了这个怪圈的。”而与此相对照，“挣扎在困难边缘的中小企业仍旧拿不到钱，4万亿投资变成了国有企业的盛宴。”他说。

　　“虚拟经济容易体现繁荣，但也最危险。例如，股市的真正作用是配置资源，而不是现在的只是赚钱工具。”黄卫平认为，面对现在越来越微妙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必须导向性地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培育经济增长的牢固根基——实体产业，“虚拟经济中的风险自身无法化解，只能靠实体经济来转移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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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集中于“治本”调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行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未来将不得不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现在的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靠银行贷款支撑，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坏账。

　　而这也正是张晓晶认为财政存在风险的原因，“今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超出年初预设的3%，财政压力将比较大。”6月2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下降较多，收支矛盾突出，完成财政预算任务艰巨。

　　此外，4万亿投资里面，只有1.18万亿来自中央，而其他的资金都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而目前存在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未能跟上。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季报》指出，很多地方政府缺乏资金为中央财政刺激计划方案中的项目提供配套。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到4月底为止，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只到位880亿元。意味着下面的财政政策要积极，困难在加大。

　　此外，目前“保就业”，尤其是未来社保支出的扩大，财政负担将刚性增加，而世界银行把这认为是财政刺激一揽子方案和其他有关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制约。

　　针对现行财政政策面临的困境，袁钢明认为，财政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首先应当减少对大项目的贷款，腾出资金支持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其次，要加强社保建设，增加公共福利的投入，消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三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本质上，货币政策更多地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政策的差别设计，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控。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慢，但是可以对经济实现治本的调控；而货币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快，但是对经济失衡的本质作用效果有限。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带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机制特征。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火力”集中于“治本”调控的思路已经显现。近日，财政部网站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的一篇文章称，目前，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人民币升值已经直接形成了财税减收，我国落实庞大的政府投资规划遇到了投资决策机制的宽松性与资金来源紧约束的对立矛盾。

　　因此，白景明认为，当前我国的各类宏观政策都以保增长为目标，都在刺激需求扩张，“在此背景条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理应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其他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同时要配合好其他政策。”

　　“我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压力事实上主要来源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加速扩张和现期宏观调控政策需求。”在他看来，从政府职能角度看，应以前者为重，“换言之，当前扩张财政支出，与其他政策衔接时，更应把扩张点放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投资上，类似于铁路建设、机场建设等项目，似应多让其他政策发挥作用。进一步说，当财政扩张支出时，资金投向应有重点，特别是国债资金，主要应用于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教育等有关的设施的投资上。”

　　“适度宽松”要有应变准备

　　“我国信贷增长受到"窗口指导"的影响很大，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信贷增长常常表现出逆周期性，每当经济陷入低谷，信贷就被作为"强心剂"注入经济体。”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朱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短期内大规模地注入流动性，有效解决了4万亿元政府投资的资金配套问题，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对冲掉了通货紧缩的风险，对宏观经济短期内止跌回稳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上半年天量信贷，朱敏认为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信贷快速增长带来通胀压力加大、坏账上升等风险是潜在的风险，而我国面临经济下滑、通缩风险是现实威胁，在货币政策不能同时解决潜在和现实问题的情况下，首先解决眼前问题、对冲通缩风险无可厚非，否则，错过最佳调控时机，未来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但是，他强调，随着应急型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较大缓解经济下滑、通缩压力后，目前需要更多考虑通胀压力上升、银行坏账增加等潜在风险，尤其是在未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近期，面对信贷的快速增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担心信贷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股市和楼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甚至测算出，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银行资金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目前，无论全球还是国内，实体经济尚未形成见底回升的趋势，但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提前走出见底回升的态势，这打破了长期以来价格变化滞后于实体经济变化的规律。这一价格变化的主因不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发生变化，而是货币、金融、“热钱”的超前布局。因此，朱敏担忧，受能源原材料价格走势影响，未来我国可能出现CPI先于GDP回升到长期平均水平，呈现阶段性“滞胀”局面。

　　对此，主管部门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警示。央行在最近的金融报告里明确指出，要防止盲目放贷。与此同时，银监会已向各地商业银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的通知》的紧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贷款流向，保证贷款发放流入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需求，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基于潜在的风险，朱敏建议，未来我国货币政策需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同时进行结构性微调，对潜在的“滞胀”风险提前作出反应，防患于未然；一旦CPI持续超过3%的警戒线，经济出现“滞胀”苗头时，货币政策应及时转向，从偏积极转向相对中性。

　　2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