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有60多国政要参加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闭幕。峰会发表的《北京倡议》表示，智库应开展跨国界的战略研究，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全球危机预防及解决方案。全球智库之间应建立更紧密的跨国合作机制。

　　智库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上发表意见？如何在市场环境中加强智库的话语权？带着上述疑问，本报记者在全球智库峰会期间专访了美国最古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L.桑顿(John.L.Thornton)。

　　桑顿对记者表示，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机构，对所关注的政策问题并没有一个机构性立场，或者说是所谓的布鲁金斯意见；布鲁金斯学会有的，是那些学会里个体的研究者或者研究团体的意见，代表个体或者团队研究者的成果，他们可能是左、可能是右，也可能是中间立场，而布鲁金斯多少就像一个拼图马赛克。

　　桑顿称，在我们有生之年,中美经济互相联系的状态不但会延续，而且有可能会加深，具体的时点形式可能会变化，但内在机制不变；美国赤字到底有多大，只有在金融危机过后才能看清楚。

　　桑顿曾任中国政府海外顾问，这位前高盛集团总裁，分别有着哈佛、牛津和耶鲁的史学、法学和管理学学位，在2007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而布鲁金斯学会历史上一直深度介入美中事务。

　　中美经济联系只会加深

　　《21世纪》：金融危机后不久，布鲁金斯学会很快推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送交奥巴马政府。当前中国国内也在讨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您对此讨论有什么样的意见？

　　桑顿：我可能要说，关于新的国际储备币，长期而言与我们有关联性，但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不具备问题讨论的相关意义。当然，长此以往，新国际储备币会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问题。

　　《21世纪》：对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关注，与美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元价值有关。从短期和中期层面的关联问题出发，您怎么看美国的赤字问题，你怎样预期此后，比如五年期的情况？

　　桑顿：我不觉得现在对此问题我们能有足够的认识。全球仍然处在金融危机之中，还没能把金融危机抛在身后。一旦我们经过了这场危机，我们就会知道，赤字最终会有多大，经济再增长的能力会怎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把赤字降下来，并且重新构筑经济增长的健康动力。这些需要时间。我知道目前在白宫以及其它地方，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觉得现在他们能够决定什么具体的方法，除非我们度过了这场金融危机。

　　《21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国，是否在承担巨大风险？对于中国持有、购买美债的问题，您的意见是怎样？

　　桑顿：从长期看，会有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逐渐的多元化它的(既有)储备资产，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会保持强势，美元会保持强势，中美之间的彼此渗透和依赖，会继续下去。在我看来，可能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会保持一个中美经济深度关联状态。在不同的时间点，这种互相依赖的内部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机制保持不变。甚至可以说，在中美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还会提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目前的风险，短期内可能恰恰是中国决定出售持有的美债。我觉得那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可能也不存在别的国家先于中国抛售美债这样的问题。比如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我相信，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如此关键，人们知道有些事情如果做起来，可能并不明智。

　　《21世纪》：如果是这种几乎无所为的状况，中美之间应该做什么才能让风险最小化？

　　桑顿：短期内，为了防止更大的风险，美中两边可以使用的方法，可能就是深化往来和对话，让彼此的关系、了解和信任进入更深的层面，让交流、沟通更具系统性、规划性，让各种层面的接触发挥作用，我所指不仅仅是高端层面。此外，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

　　智库曾对上海金融建设提建议

　　《21世纪》：这次您来到中国是参加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您怎样看待中国的智库发展和影响力？从布鲁金斯学会的角度，你怎样形容和看待自己的影响力？

　　桑顿：首先，我不是一个有关中国智库问题的专家。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而且我们发现，它很具创新性，这令人感到很受鼓舞。它未来的成长，以及能否经受考验，我们会继续观察。

　　从布鲁金斯学会的角度，我们觉得独立性、非党派性很关键。布鲁金斯学会一直是一个独立、非党派的智库。我们的研究者或者研究团队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有不同立场，布鲁金斯学会为他们提供平台、资源、职业和研究伙伴，比如很多研究是需要团队的。

　　对于我们秉承独立、非党派性研究的效果以及影响力，可以简单从我们向不同政府输送的研究成果和智力来看。举例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securitycouncil)负责对亚洲事务的委员，从前就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有信心说，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可以、也会一直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力。

　　《21世纪》：您怎样看待布鲁金斯学会所从事的研究对中国政策形成的作用？您觉得要让政策研究在中国有影响，关键是要影响谁？

　　桑顿：布鲁金斯学会已经致力于中国政策研究、包括进行更多的本地研究的部分，其中也有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合作。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想我们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项目研究中，对中国的政策形成提供了有益的辅助。我们分析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设计是否可行，正面的和负面的效益，如果可行，应该怎样去实行。无疑，布鲁金斯学会在此政策项目上的意见并不是唯一的意见，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其中之一，并且有有益的影响。

　　在中国，为了能够在那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影响政策形成，确实需要影响那些最资深、高阶的领导者。而根据政策的不同性质，比如经济、政治等，可能要各自影响不同的领导者层面。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要先在各个决策层面上，比如部委和其它层次等，建立共识和广泛支持。我曾作为中国海外顾问的经历，个人也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最后，实现智库影响力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会继续不懈执行我们在中国的计划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