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服中国购买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还是“借中国的胃口”对抗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势力？

　　朱棣文中国之行背后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对于在现场的记者们来说，是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与表格。

　　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媒体的焦点所在。在今年年初进入奥巴马内阁之后，以鼓吹清洁能源出名的朱棣文参与了备受争议的“碳关税”的合唱。眼下，他又充当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升级之后，在政治领域开路的急先锋——绕开各种敏感话题，“气候变化”无疑还是中美之间展开政治对话最好的开场白。

　　2009年7月27日，新一轮S&ED将在美国华盛顿拉开帷幕，而通往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的道路也正艰难展开。

　　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实验室？

　　朱棣文此行的最大目的，与其说是“说服”中国购买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不如说是“借中国的胃口”来对抗国内对清洁能源持反对意见的强大利益集团。

　　众所周知，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而这一法案不久之后还将面临美国参议院的讨论。

　　尽管对于环保组织来说，该法案承诺的10年后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碳排放量的17%这个数字，实在是低得不可接受。“这才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总额的4%。而欧洲国家的这个数字是20%。”绿色和平组织位于北京的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妥协之后的方案。”

　　即使经过了妥协，这个方案还有可能因为参议院的阻拦而胎死腹中，这与能源、电力和环保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博弈有关。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气候变化加剧本来应该是一个共识，但是放在利益集团的考量之中，很不幸地成为了一场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获利都建立在以其他利益团体的利益受损基础之上，正如国家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就一定会减少化石能源的勘探和开采一样。

　　除了利益的损失之外，《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还充满着技术争议。上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及“能源税”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法案当中还规定在未来将投入600亿美元用以开发碳捕获和储存技术（CCS技术）。这个技术的思路很简单，捕获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加以深埋。这样就可以直接减少碳排放。

　　2007年，八国首脑会议上曾经集体向全世界倡议使用该技术，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倡议目标。然而，CCS技术自身尚未在发达国家得到全面应用，其可靠程度和经济性受到怀疑。这次朱棣文之行，是否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要“让中国充当美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实验室”呢？

　　而对于中国来说，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是环保赖以发展的两条腿，如何让这两条腿均衡用力，让发展中国家不至于被某个单一技术如吞金兽一般吸取大部分环保资源，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环保问题，而是国家的长期战略决策问题。

　　环保：从实用主义到泛政治化议题

　　现实生活当中，环保先是一种理念，对人们的行为构成道德上的约束。接下来环保成为某种消费，绿色蔬菜、环保材料大行其道，变成形而下的实用主义范例。

　　而当零和游戏上升到政治权力层面，当技术应用变为判断国家环保意识的标准时，环保走向了泛政治化的道路。

　　环保主义绿党在欧洲一时间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台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批准《京都议定书》，而奥巴马推动《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也俨然被视为他的政治生命中的重要工作。朱棣文、骆家辉所鼓吹的“碳关税”则基本上在借环保的名以对抗整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从大框架来说，全世界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已经初步确认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因是人类活动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但是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既有人认为将罪魁祸首归咎于美国的汽车轮子，也有人认为食草动物应当负有责任，因为它们排出了太多的甲烷气体。然而上升到一个国际视角来观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分配多大的责任和义务，才是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几乎可以看做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最关键的减排问题上，它受到了美国的抵制。在发达国家眼里，《京都议定书》又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金砖四国”以及其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受减排约束，发达国家认为有失公平。何况到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当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环保的泛政治化，现在已经集中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上。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政治的节点

　　2009年年底即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要出台新的国际协议，以替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各国代表正在紧张磋商和谈判当中。

　　按照目前初现的共识，美国应当将自己的碳排放总量在2020年时从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5%~40%。但即使是奥巴马力推的这个《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也只规定了相当4%的缩减额。这个缩水版的环保方案目前还生死难料。

　　在美国因素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数额如何规定，也成了目前争论的焦点。“假如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达成一致，人类为气候变化而做出的努力将被浪费。”2009年年初，荷兰环境大臣克拉玛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绿色和平组织北京负责人杨爱伦在记者面前重申了同样的观点。

　　如此林林总总的信息，描绘了通往哥本哈根的艰难之路。合作的困难必须让位于理解和尊重，还有现实的妥协和利益交换。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逃避责任。虽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总量仅仅接近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应当勇于承担“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订出合理的碳排放削减配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能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先行一步而获得道德优越感，对别的国家颐指气使。

　　所有人都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也许是人类在未来的整个世纪里必须面对的共同话题。哥本哈根只是一个起点。决不能让现有的所有努力在起点阶段就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