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次力拓案也让邓先生产生一些新的思考：什么是国家机密？哪些东西不应该传回集团总部？

　　邓先生分析道，在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上，作为一个中国人肯定是不会出卖自己国家的。

　　但是，自己又效力于这家外资企业，哪些数据属于“泄密”范畴恐怕就只有自己掌握了。

　　他个人判断，一些外资企业的职员之所以可能被怀疑为“间谍”，原因是他们不单单只是一个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在信息传递之后的强大分析能力，从而能够判断出某个国家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并由此将这种决策的可能性回传给自己效力的公司。撇开国家机密的说法，这种能力在国内企业中难得一见。

　　而且“商业机密”的范畴，人们也更容易忽视。

　　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邓先生所在企业的同事还会就一些信息向邓先生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个内容算不算是国家的秘密？那个会不会触犯当地的法律”。

　　但现在，不少情报因市场经济的缘故都已公开化，一些外资企业的职员可能很少考虑上述“商业”和“国家”机密的界限。

　　另外，国内一些商业信息的过于“公开”化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钢厂很多，出现了类似中钢协和一些钢铁网站的服务机构，它们能把各个钢厂的数据加以整理并用以出售。

　　但在日本，钢铁等产品的数量、价格和库存等主要信息都集中在几个大公司手里（如新日铁、三井物产）等，中国企业是很难攻破对方数据库并掌握一手资料。

　　而且，日本商社深入到中国产业上下游，他们的合资体制甚至比力拓还容易拿到中国客户的详细数据。

　　该商社已于国内设立了航运公司，能获得最新、最快的航运信息；下属的钢铁公司与国内钢铁厂也有业务合作，大量钢铁厂的一线信息由此掌握，这便于商社做钢铁贸易；而且，下属的物流合资企业也能对铁路、公路等领域深入了解。但在国内，跨行业的大型商贸公司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