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金融中心

　　──上海与伦敦的历史机遇

　　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将考验

　　中国把机遇转化成行动的能力。

　　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两年多了，近来有缓慢下来的征候，各项经济下滑指标都在减速。

　　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格林斯潘曾引领美国走过1987年的股灾和“9·11”恐怖袭击后的经济危机，也因此曾被誉为“甲骨文”和“大师”。然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被指控在任职期间实施低利率和对房屋贷款放任的不负责任的政策，最终导致后来的楼市泡沫。他当时支持刺激借贷，并且敦促购房者将定期贷款换成可变利率，因而导致许多借贷者在利率上升时无法还款。

　　多年来，格林斯潘一直鼓励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在他刚接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没有那么大的规模，而在短短5年里就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500万亿美元。索罗斯和巴菲特非常担心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索罗斯因为搞不懂它们的运作方式而抵制他们；巴菲特也称它们为“大规模金融毁灭性武器”。但是格林斯潘不遗余力地保护金融市场不受他认为的“不必要的管制”。2003年他告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金融衍生品是一种格外有用的工具，将风险从那些不应承担的人转嫁到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的人身上。然而在他这样的信仰下，事实却往一个失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导致了整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也造成了全球的灾难。

　　在英国，从伦敦金融城上空向西望去，可见圣玛丽斧街30号和伦敦第五高楼Tower 42，以及Barbican居民区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夜晚来临时，夜幕低垂的伦敦金融城就像全球任何一座金融中心一样，散发着五彩的霓虹，耀眼的富裕色彩。

　　虽然伦敦金融城的当选市长陆毅安先生到院演讲并没有强调伦敦金融城的灾情，但从许多信息上我们知道这里同时也像全球其他金融中心一样，面临着裁员、资金压力、腐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越过金融中心，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这是金融业高效、封闭之外的延伸的社会效应。戈登布朗这位英国首相似乎被伦敦金融城的推动者和鼓动者搞得彻底的眼花缭乱，因而将整个金融城的利益摆在整个包括制造商的经济体系之上。他支持对成千上万在伦敦工作的海外银行和私募资本采取“点到为止”及低税收的宽松管理。

　　陆毅安先生没有时间说明，正是由于这样的管理方式，至少加重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伦敦金融城的冲击。伦敦的理查德·恰特大主教说他的教区正在努力工作，以应对伦敦金融部门15万人失业。伦敦的牧师们已经处在宗教关怀的最前线，伦敦的灾情惨重。伦敦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但是英国经济总量远比美国要小，英格兰银行也不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那样对全球影响广泛。所以，英国不会承担像美国那样危机救火队领导者的角色。但是，近来布朗政府却显示出认真思考解决危机的意愿，而且行动果断。这种硬朗和坚决在西方国家领袖中无人能比。伦敦金融城应该有望早于纽约摆脱危机的阴影。

　　在全球动荡的时刻，中国一直保持着有惊无险的状态──至少在表情上。不仅如此，中国似乎正在为进行更大一场大决战忙着做准备。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旗下子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主席、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查史美伦(Laura Cha)说得好，中国应该在其他国家自省的时候抓住机会。中国也的确不负众望。在太平洋这一边的亚洲，上海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以拔地而起、一飞冲天的气势吸引全球的眼光。这是一个震撼世人的当代建筑，超高层、玻璃结构、造型大胆出奇。你只要一进入上海陆家嘴地区，这座形销骨立、高耸入云的独特建筑马上就要震慑住你。高492米，共101层，夜晚时分，整个大楼银光闪烁，和身边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三足鼎立。是的，这是中国膨胀的野心工程之一，中国将在2020年前，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因此非得有傲人的金融大楼，因为这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图腾。中国政府在上海市在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波动之际特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前一阵子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上海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显示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雄心壮志。在这场来势猛烈的全球性经济低迷期间，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地位使中国更有信心要全球金融体系上有更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建设金融中心可不止是一栋高楼就完成了，这考验着中国种种制度的支持和上海政府的能力，包括行政效率、基础建设进度、金融财会专业的人才供应、廉洁的交易与监管、社会的国际化程度以及稳定的政治。香港除了有一栋傲人的金融中心大楼外，香港的法律系统和金融系统仍然使用着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很符合那些外国资本家的需求，所以香港能成功成为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将考验中国把机遇转化成行动的能力。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于中国的工业实力显得落后许多。对很多人来说，只有在资本能有更大的余地方便地进出中国的情况下，上海才能与其他的全球中心匹敌。这实际上要求人民币成为一种可兑换货币。不过，一些与会人士敦促北京不要被货币问题分心，他们认为上海可以在着手进行风险很高的货币调整前取得大踏步式的发展。

　　不少跨国公司、金融公司都将总部设在了香港。全球金融危机已使数以万计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丢掉了饭碗，而伦敦和纽约遭受严重冲击，而那些还在上班的人也在担忧自己的职业前景。然而，上海提供的收入不太可能达到国际标准，并且中国企业更愿意雇佣那些能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这很有可能就把许多潜在的求职者挡在门槛之外。陆毅安同意，如果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那么借鉴香港、纽约、伦敦、东京等这些全球十大金融市场的建设就非常有必要。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应由国际化管理，自由开放，放眼全球三个条件点构成。但是世界应该要欢迎上海成功变成另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当选市长陆毅安先生说：“因为每个世界金融中心的崛起都将给其他金融中心带来好处，因为市场规模得到扩大，1000的30%比500的40%要多，金融中心的增加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扩张是必要的。”

　　国际化是上海成功转型的最重要目标。以伦敦来说，伦敦金融市场的优势在于其运作方式，这包含方方面面，从会计到银行，以及争端解决。陆毅安先生说：“比如去年，10000个商业争端在伦敦得到仲裁，7000桩与英国并无关系，伦敦成为了商业争端解决的中心。商业争端的协商解决有助于保住你与贸易伙伴的商业关系，尽管你们可能在某一个合同上看法不同。”

　　陆毅安先生认为，各国会计准则就算不同，也应该高度一致，这对于跨境投资者，以及要在多个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使它们解除制作不同账目的负担。他说，现在中国的会计准则在向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靠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作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伦敦首当其冲承受了金融危机的乱像。陆毅安先生说：“尽管银行业有些部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仅仅一些银行出现了问题，伦敦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前阵子在伦敦进行了金融海啸爆发以来的第一个IPO操作，说明了伦敦资本市场已经开始积极进入回稳的局面，并运转正常。信心正在缓慢重建，债券和资本市场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阵子召开的G20峰会，各国同意进行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陆毅安先生说：“我认为繁荣和稳定是建立在和谐运作的市场基础上，因此全球的监管规则应该相似，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机构。但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对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达成全球性的共识。这样做，我只想说一个原因，就是保护散户利益。我们在爱尔兰、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看到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散户投资者存款账户的损失。不管哪个党执政，实行哪种政治制度，政府都不能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管。我们在英国就能看到这一点，当皇家苏格兰银行陷入困境，银行承认投资者保护上限非常小的时候，政府便出面表示愿意注资解困，也就是政府为银行提供了担保。事实上如果你承认政府在背后支持银行，当然无论这家银行是大是小，政府都希望保护存款账户，无论是在国内银行开户，还是在海外银行在本国的分行，或通过网上同没有本地分支机构的海外银行进行交易，那么各国政府都需要先确保一个最低限度可接受的监管标准。”

　　危机后，伦敦无疑已经吸取了足够的教训，配上布朗首相的务实作法，相信将来是能够稳健发展的。而上海，未来的努力，将改变未来10年后全球金融势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