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87年在香港第一次买卖股票算起，李振宁至今已有22年的投资经历；如果从1991年投资A股算起，李振宁的投资经历也有18个年头。

　　作为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他既是今年业绩表现突出的4只阳光私募基金——深国投·睿信1~4期的掌舵人，并曾执掌过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同时，他又是一名具有改革情结的学者，是国内率先研究科尔内经济思想的人，参与、推动了A股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

　　他的双重身份一直让很多业内人士感到好奇，他的“巴菲特+索罗斯”的投资哲学让不少人认为过于玄妙。熟悉他的人究竟如何看他？他自己又是如何自我评价？7月21日下午，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李振宁侃侃而谈，和盘托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马克思+凯恩斯”

　　1953年3月出生在南京一个干部家庭的李振宁，中学尚未毕业，就因“十年浩劫”，走进炼铁厂大门。当时，他被分到河北太行山一带的涉县，为天津市建设三线铁厂，是烧结分厂的一名钢铁工人。

　　像同时代很多人一样，恢复高考给了他们让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契机。1978年，李振宁在所在铁厂考区的6000多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

　　3年后，他拒绝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邀请，考取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

　　这段时间，给了李振宁一个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的机会，而这样的经历，恰好为他后来干上投资这一行做了很好的铺垫。正如他向记者所言：“要做一名优秀的投资人，不仅要对市场和上市公司有深刻理解，还要对宏观经济有大方向上的掌握，这其中理论功底必不可少。”

　　大学期间，除专业理论的学习外，李振宁还与同校法学院、社科院的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农村流通改革的小组，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名义做了很多调研。

　　与此同时，李振宁在学术方向的成就更为显著。在接触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著的《短缺经济学》、通读了科尔内7本著作和大部分研究成果后，李振宁从中摘译出精华部分，发表在《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刊物上。他对短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总结，创造了至今学界仍然在使用的“投资饥渴”、“消费饥渴”、“软预算约束”等学术术语，成为国内率先研究科尔内经济思想的人。

　　1984年，离开校园的李振宁选择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于这个选择，李振宁说：“我当时的理解是，中国的经济建设既需要懂马克思的人，又需要懂凯恩斯的人。”

　　“巴菲特+索罗斯”

　　在一位与李振宁相识多年的基金经理看来，李振宁为人直爽、阳光，不会留下隐晦之语。或许正是这样的个性使然，李振宁在体改所的发展并不如意。“我的性格当不了官，也不喜欢当官。”

　　1990年，李振宁辞去公职。他和几位朋友先后办过学习班，开过咨询公司，但都没有太大发展。思前想后，李振宁决定自己干。当时，他已感到股市的萌动，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天地。

　　 但这并非李振宁第一次与股票“触电”。

　　早在1986年，他就曾参加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本大藏省证券局进行证券市场方面的交流；为了研究香港证券市场和股份制，1987年，李振宁被派往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做一年客座研究员。这一年，李振宁第一次买了股票。由于香港当时正赶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李振宁向妹妹借了5000美元，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等值的股票，半年获利达到60%。

　　李振宁的A股市场之路最早是担任宝安、原野、深鸿基等中国早期多家上市公司的顾问，至1992年，方成为专业证券投资人，以投资顾问形式为中国航空等大企业理财，开创了国内早期私募基金的先河。

　　同一年，李振宁以3.75元买入内地第一个权证宝安权证5万股，后以20元卖出，在股市赚到第一桶金。此时，他愈加感到股票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它涨跌分明，没有争议，更不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别。”

　　但股市变幻难测。1994年李振宁的投资损失十分惨重。当时一个以他的名义开户的机构，不但输光了1000万元本金，连以每年50%的利息向券商借来的2000万元也输得所剩无几。他决定用仅剩的700万元帮他们赚回这笔钱。

　　1995年李振宁来到上海，用半年多时间，将700万元变成2300多万元，在还清券商的2000万元后，又用剩下的300万元在半年内做到4000万元，创造了半年盈利13倍的神话。

　　这段历史给李振宁的印象极为深刻，也树立了他对自己投资能力的强烈自信。“对我个人来说，管理百亿美元的资金应该没有问题。”当最近几年迅速壮大的国内公募基金普遍遭遇规模一大业绩就不佳的难题时，李振宁给了记者另一个值得思索的回答。

　　此后，很多企业客户都找到李振宁理财，他管理的资金规模最高峰时曾达到10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

　　1997年，李振宁创办上海睿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0年，公司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到5000万元，更名为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振宁任董事长。

　　在李振宁看来，自己的投资哲学是“巴菲特+索罗斯”，即“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加索罗斯的趋势投资”。

　　“这个投资理念不代表我自己比较高傲，认为自己能够博采众长，两位大师的精髓都能学到。坚持这个理念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投资者不能照搬巴菲特，比如阳光私募跟很多大客户签的理财合同一般都是一年。如果只做价值判断，不做趋势判断，碰上有价值的股票可能被市场误解而一年不涨，甚至是下跌，那么下一年就没有任何客户了，这是中国的国情。”

　　 双重角色

　　从1992年到2000年的9年间，李振宁的资金规模平均每年翻一番。但财富数字，并不是他唯一的追求。

　　熟识李振宁的人几乎都向记者提到他们的一个深刻印象——李振宁是个精力十分旺盛的人。尽管工作繁忙，李振宁的爱好却非常广泛。比如，他拜了专业声乐教授学美声，美声唱法独树一帜，至今圈中无人敢与他PK；此外，他的乒乓球在圈内也难逢对手。打球是他平衡脑力与体力的一种休息方式；李振宁还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不用司机代劳，“我觉得开车也是一种休息。”

　　“一个人不可能整天只做一件事情，这样太枯燥、也疲劳。”对于自己内心的两个角色——具有改革情结的学者和专事投资的基金经理，李振宁用“磨刀不误砍柴工”来向记者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自2001年以来，李振宁开始活跃在A股市场的制度改革前沿。

　　2001年，他应邀成为中国证监会“解决全流通问题”研究小组成员，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起草了全流通方案第一稿；2003年，经引见，他与当时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进行初次会晤，递交一份两万字左右的报告《中国股市治市方略》。

　　2004年，作为证监会成立的改革发展研究小组成员，李振宁参与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白皮书》。

　　基于股改的主要因素以及对市场的信心，李振宁在2006年年初发表《十年牛市的开始——2006投资策略》，提出以股权分置改革为标志，中国股市实现了牛熊转换，同时，他也提出把握这波牛市行情的关键是价值重估。

　　“当然，出乎我意料的是，A股竟然上涨得那么快，而且在2008年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我们的基金净值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李振宁向记者回忆说：“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反思，比如要从中汲取在熊市中要懂得控制仓位等教训。”

　　 牛市不言顶：今年不止3300点

　　在今年一季度的私募基金收益排行榜上，李振宁操盘的上海睿信成为冠军。据中国大额投资者网站的数据显示，上海睿信和深国投合作发行的3期、2期和4期今年一季度分别以55.62%、52.54%、52.21%的收益率排在所有阳光私募的前列。

　　“进入7月以后，我们的业绩表现应该更好，净值还在进一步向上走，而且不落后于指数的涨幅。”尽管新的报表还未披露，李振宁依然透露了睿信系列的最新情况。

　　记者注意到，国金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对153只参与评级的阳光私募基金半年期(短期)收益及风险进行的综合评价显示，来自19家投资顾问的30只产品获得五星级评价，其中即包括深国投·睿信1~4期。

　　睿信的品牌不仅仅停留在A股市场。2007年，专注投资于香港和内地股票市场中优秀中资股和中国概念股的睿信ABH成长基金就已“出海”。这只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非美国的成熟投资者，最低认购金额是10万美元。

　　睿信ABH成长基金今年上半年实现累计收益60.16%。从最近三年的综合表现看，这只基金相对于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恒生指数，实现超额收益接近25%。

　　在李振宁看来，“牛市不言顶”，今年的市场表现并不会仅仅达到3300点就止步。

　　“纠错行情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向记者强调，此轮A股市场行情先从中小盘、题材股的纠错启动，最后到纠错大盘股，但大盘股的纠错并不完全，比如券商股早就涨幅有限；同时，下半年个股轮动中也会蕴藏很多投资机会。

　　“当你用产业资本的眼光来观察那些拥有资源而被低估并具有潜在价值的公司，同时掌握市场的脉络，在市场可能纠偏时介入，并推动这种共识的形成，就可以持续获得超常规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