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释放结构性改革红利 才能成为世界的发动机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个问题被无数次地提了出来，今天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基本面取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首先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38%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储蓄率上升至51.2％。储蓄率上升的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70％左右的正常水平，也远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中国人没钱花。而这里面，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过去十年间，中国产业呈现出朝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发展的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周而复始。坦率地讲，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此次危机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下半年肯定会被强劲地拉起来。而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则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现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失效，美国人可能短时间内是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要总拿中国的金融稳定、财政殷实说事，政府的财政在过去几个月的反击中已经消耗了太多，如果再来一次输入性的高通胀，恐怕会扛不住。现在这么多信贷砸向“铁公基”，收入和需求起不来，银行就得自己消化，上一回（1998~1999年的投资扩张）政府花了国民收入的20％，才把几大国有银行的烂账清理干净，这一次得靠他们自己了。

　　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但开启未来希望之门的钥匙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存量调整当然是见效最快的方式（张维迎、谢国忠、陈志武都提出了政府将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约40万亿人民币全民化的主张），对消费而言，必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短期效应。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企业经营利润提高、股票增值，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支撑，带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现在看来可操作性不强。

　　几条建议促经济结构性调整

　　增量改革则涉及整个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需要时间和推动的决心，我提以下几条建议。

　　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结构性减税调节资源配置方向。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未来一定能迎来实质性的提升。

　　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传媒、电信服务、交通运输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大幅减低个税补贴居民。这样才能提高居民忍受通胀的能力。

　　财税制度要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会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空间广阔

　　纵观当下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全球没有哪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一样具有巨大的潜能。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健康的，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家庭财富还不到GDP的两倍（美国是5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

　　只要我们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经济体制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