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问题应该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而不是具体价格的高低；应该是价格管制的合理及合法与否，而不是政府所定价格的合适与否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四次上调成品油零售价，招致社会上的一片批评之声，民众纷纷抱怨国内成品油价已超过美国。发改委出面澄清，指中美油价差在税收上。两大石油巨头之一的中石化，更是罕见地拿出了数据，说明以不含税的油价比较，中国零售价仍然低于美国。对于这样的辩解，社会各界并不领情，有学者拿出了更精确的计算，反驳官方说法。

　　究竟谁对谁错？

　　双方都错了。错在问题本身，而不是答案。争论的问题应该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而不是具体价格的高低；应该是价格管制的合理及合法与否，而不是政府所定价格的合适与否。

　　合适的成品油价是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市场说了算。美国的成品油价不能作为中国的定价标准，因为美国市场上的供需形势和中国大不一样，比较中美的价差毫无意义。生产成本也不是定价的基础。市场经济中，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

　　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是最优的，在市场价格下，社会福利——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之和——实现了最大化，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偏离，无论偏高还是偏低，都将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

　　如果政府定价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不仅消费者受损，而且部分消费者嫌价格太高而退出市场，社会需求萎缩，石油公司的销售收入减少。这时即使高价带来的利润增加能够抵消产量下降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严格地证明，厂商利润的提高不足以弥补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社会总福利必然下降。如果政府定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厂商利润减少，部分生产商退出市场，供给减少，同样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价格才有改善社会福利的可能。人们熟知的市场失灵有外部性、公共品、自然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石油石化行业哪一条都沾不上。成品油价格管制得不到任何经济学原理的支持，因此是不合理的。而且，中国的《价格法》规定，政府决定价格之前，必须举行公众听证，而成品油价的调整从来就没有征求过公众的意见，因此也是不合法的。

　　对于一个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行政定价，争论高低有什么意义呢？应该争论的是定价机制，是成品油价格管制的经济学与法理基础。

　　政府部门常以克服“自然垄断”为名调控价格，且不论石油行业是否自然垄断，就算此说成立，政府的介入应以降低价格为目标，防止垄断厂商伤害消费者的利益。为此，政府必须在降价的同时，向亏损厂商提供大量的财政补贴。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定价给石油公司带来了高额利润，与克服自然垄断的初衷完全相反。

　　另一价格管制的理由是“综合平衡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在石油公司和公众的利益冲突中，政府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如果接受这个逻辑，政府就应该“综合平衡农民的成本和城市家庭的承受能力”，管制萝卜的价格和白菜的价格了？如此延伸到所有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岂不是要回到30年前的计划经济了？

　　政府不能以协调利益为由管制价格，因为这将破坏社会公平与公正。如同体育比赛的裁判一样，协调者必须是利益无关的第三方，而中国的石油公司都是政府拥有的。因为是利益相关方，在厂商和消费者之间，政府不可能保持中立，因利益上的联系而必然偏袒前者。不难理解，为什么成品油价上调容易下调难。从这里也可以导出政府管制价格的前提条件：石油公司民营化。否则就无公平可言。

　　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可能不“合理”、不“合适”，或者不“理想”，但毫无疑问是最公平的。如果规则是市场参与者一致同意的，如果规则的维护者与任何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无关，市场价格就是最公平的博弈结果。至于具体的价格，永远是有人高兴，有人抱怨，“合理”与“合适”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随着人们的利益而转移，永远不会有人人满意的价格。

　　在社会公平性的讨论中，民众、学界和政府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价格的高低上，而应抓住关键——规则是否公平？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社会的所有成员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发言权？在市场博弈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是否得到了同样的机会？

　　现有体制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对成品油价的管制从未进行过论证；消费者在定价过程中毫无发言权；政府既是定价者，又是石油公司的所有者；成品油的供应基本上由政府的公司垄断。这些不公平并非石油行业所特有，还有电信服务价格、金融服务价格、电价、水价、铁路运输价格等，政府管制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公正，而且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不要在中、美油价的比较上浪费时间了，探讨一些实质性问题吧。（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摘自许小年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