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在中国企业的衍生品交易一度星火燎原并遭受重创之后，对其的监管亦日趋收紧。据相关媒体透露，由央行金融市场司牵头制订文件，将针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进行全面监管。而据悉银监会也正在研究出台文件，对境内银行和企业客户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流程进行更严格的规范。

　　事实上，如果以定价和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来考量，金融衍生品的分类大致都可以分成简单和复杂两种类型。而此前盛行于华尔街继而推行到全球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则属于复杂的衍生品。对于企业来说，绝大多数风险都可以通过简单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进行规避。异常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无非是国际先进的投资银行在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为了牟取高额的回报而刻意发明出来的金融工具，可以达到同样避险效果的简单金融衍生品和复杂金融衍生品之间的收益相差百倍，短期的利益和长期责任的不匹配是这个“悲剧”的根源。

　　近期央行和银监会的政策动向传递了决策层对日益泛滥的国内金融衍生交易的高度警惕，尽管诸多企业和个人已经身陷其中，有的央企甚至损失惨重，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然而，需要警醒的是，在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后，尖锐的分歧似乎不可避免，这在金融危机发源之初很多国内金融界人士已经有所预期——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惧而导致的过度监管将会破坏国内金融市场的活力。追根溯源，中国企业在海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全线败退既有贪婪冒进的因素，更多的恐怕和企业对金融衍生品的极端无知有关。中国金融业的产品单一，金融生态简单的现状多年来未有改观，金融业发展的广度正在全面铺陈，而深度则一直难以拓展。直接金融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决策层尽管多次强调适时、适度的金融深化，但似乎每进一步都举步维艰，场外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多年来在中国近似空白，即使是属于场内金融衍生产品的股指期货的推出也是一波三折，时至今日仍未有定论。

　　可以想见，在一个处处遗留着计划金融痕迹的国度，在一个从来没有真刀真枪操练过的沙场，绝难以诞生真正能在国际金融市场厮杀的战士。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目前流动性过剩难以遏制的前提下，天量的资金沉淀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账户上，理性的经营者自然会有投资牟利的冲动，冲动是“魔鬼”，迭加上国际投资银行的“循循善诱”，中国的企业无可避免的走上了注定失败的衍生品冒险之旅。

　　应当看到，除了危险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外，金融衍生品的繁荣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更优化的产品必然会推陈出新，这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因而我们担心，如果监管层仅仅强调监管，而疏于创新——在中国监管和创新从来难以互相融合，政府冀望引导有序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几乎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那么结局就是固然可以维持表面的金融安全于一时，却会因噎废食，失去发展的有利时机。

　　我们期望，金融监管当局应审时度势，规劝企业对危险的场外结构性金融产品敬而远之，同时加强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增强中国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尤其是对掌握巨额国计民生资源的央企财务信息的透明。同时必须积极发展风险可控的场内金融衍生品交易，尊重企业、金融机构之间自发的、行之有效的自主金融创新。

　　在全球金融危机逐渐企稳之日，恰是严肃思考现有金融政策之时。放眼历史，经济大国无一不是金融大国，未来几年是中国争夺全球金融制高点的关键时机，而这需要切实、缜密的政策加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