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银行互挖墙角 固定薪酬重浮水面

　　记者 陶冶

　　持有固定薪酬的高管或交易员们，无论市场好坏、业绩优劣，最终到手的薪水都不受影响。这与美国政府在本轮危机后始终呼吁的金融行业问责制显然背道而驰。

　　但是在连续两季度盈利以后，显然这些银行又回到老路上了，它们的理由是需要这样的薪酬制度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本周是美国金融业薪酬监管改革时间表中的重要时刻——当地时间本周四以前，七家参与美国金融纾困计划的大公司要交予政府审阅各自的2009年薪酬方案，美政府有权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对相关方案提出任何修改要求。然而，就在这种看似高压的监管气氛中，为美国政府及纳税人广为诟病的巨额固定薪酬制度又开始在华尔街暗流涌动。各大银行“顶风作案”的动机很简单——抢夺人才。

　　奥巴马政府施压薪酬监管

　　对于奥巴马政府特别指派的“薪酬沙皇”肯尼斯·费恩伯格来说，华尔街日渐兴盛的固定薪酬之风无疑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让费恩伯格头疼的固定薪酬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美元，个别案例甚至过亿美元。持有这种巨额固定薪酬的高管或交易员们，无论市场好坏、业绩优劣，最终到手的薪水都不受影响。这与美国政府在本轮危机后始终呼吁的金融行业问责制显然背道而驰。

　　将在本周提交薪酬方案的七大公司中，除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两家车企以外，其他五家均为金融类公司，分别为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AIG)、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以及克莱斯勒金融服务公司。届时，七家公司需要列出2009年各公司薪酬最高的前25名员工的薪酬方案，而费恩伯格在充分审阅之后将提出适当修订意见，甚至有权力要求相关公司调整任意一名员工的薪酬计划。接下来，费恩伯格将要求各公司提供薪酬排名在第26位到第100位员工的薪酬计划。对于这些人，他可能会设定一个宽泛的薪酬公式。

　　据悉，费恩伯格此前已私下里与这些公司的个别高管进行过接触，并督促他们在方案提交期限到达前主动修改各自的高管薪酬方案，以期为整个行业树立薪酬计划的典范。不过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比他预期的要恶劣得多，最突出的就是巨额固定薪酬问题。与业绩脱钩意味着公司高管或者交易员不用为未来可能产生的任何风险承担责任，而过度鼓励冒险行为的激励制度恰恰在本轮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银行放贷门槛近乎无原则的松动为信贷投放员带来了丰厚的奖金收益，随之而来的是巨量次级贷款；投行近乎无原则地将这些次贷产品打包出售，这让销售人员的腰包鼓了起来，但却带来了大批诸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和资产支持证券（MBS）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在次贷违约率上升而ABS、MBS一文不名之时，这些金融机构的交易员和销售员们却无需为此担忧。

　　因此，金融行业薪酬问题专家阿兰·约翰逊对于固定薪酬卷土重来的现状非常担忧。“华尔街是不是又开始过度承诺了？那么在市场下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要面临一系列的薪酬问题？”他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反问。

　　巨额固定薪酬：存在是否合理？

　　事实上，美国的金融业也有过反省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也就是银行陷入亏损且华府开始严格监管公共资金使用的时候，各大银行暂时停止了固定薪酬制度。但是现在，在连续两季度盈利以后，显然这些银行又回到老路上了，它们的理由是需要这样的薪酬制度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有消息显示，目前各大机构通过高额固定薪酬抢夺的人才主要是债券销售人员、外汇与衍生品交易员、计算机程序员以及其他支持这些操作的人员。而记者在翻阅各大银行过去两个季度的财报时发现，交易收入的确是当前美国银行业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有数据显示，目前一些银行提出的固定薪酬要比2007年行业巅峰时低了三分之一左右，不过与去年乃至今年年初相比则高出一大截。

　　无独有偶，英国各大银行也出现了这种趋势。英国监管机构已经对此表示担忧，称这种风气可能会导致银行工作人员问责不利。上个月，英国金融服务局在致各银行总裁的一封信中就提出明确警告，称他们广泛使用固定薪酬可能会违背有效风险管理的原则。

　　但是，在刚性规则出台以前，监管者的意愿显然无法与市场诱惑相提并论。在美国，花旗集团、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均已开始为明星交易员提供巨额固定薪酬，而日本野村证券、瑞士信贷和英国巴克莱资本等外国金融大鳄甚至更早就抛出此类诱饵争抢人才。

　　同样据《纽约时报》爆料，前高盛伦敦分部合伙人萨纳斯据称最近与美国银行签署了一份年薪1500亿美元且为期两年的薪酬合约，成为同行挖墙角的一个典型案例。另有消息称，美国银行还以一份为期两年、年薪600万美元的现金与股票组合薪酬合约从摩根大通处挖走其明星债券销售员布莱恩·威多克，布莱恩此前年薪仅为300万美金。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几个月，花旗已经以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多年薪酬合约从摩根士丹利处挖走多个资深衍生产品交易员，包括在华尔街相当出名的丹·派斯里克、瑞秋·罗德和斯泰法诺·比萨基德；摩根士丹利也相继以类似方法从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以及花旗集团处挖得数位外汇与定期收益产品交易员。相比之下，AIG和GMAC算是被动作战，前者将支付高达2.81亿美元的固定薪酬来留住其销售团队，后者则为其15名高管提供了一年高额固定薪酬承诺。

　　在如此众多的案例面前，费恩伯格能否接受“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又将如何与为人才定价的市场机制相抗衡？所有的人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