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体妄批中国司法 议员叫嚷“不要屈服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曹扬、陈璟贝、杨英发自堪培拉、北京“我常常觉得自己被夹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中间，这令我很痛心。”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驻京记者高安西如此评价力拓案发生6周以来自己的心情。他认为，中澳两国人民因此转变对彼此的印象让人沮丧。

　　然而，并不是所有澳洲人都对力拓案有着冷静的反思，8月11日，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法律界人士分析，胡士泰最高可判7年。而此前上海有关部门对此案的表述为“刺探、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这一消息在澳大利亚引发了新一轮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攻击，部分澳人士甚至声称，这是澳大利亚向中方施压的结果。

　　还在叫嚣胡士泰“无辜”

　　部分澳大利亚媒体从一开始报道力拓案时，就抓住中国司法体制不放。它们强调中国司法体制如何不同于澳大利亚，借此大做文章。这些报道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司法体制不成熟、落后。这种论调既满足了澳大利亚人对本国体制的骄傲和膨胀的虚荣心理，又引起了澳舆论对胡士泰的同情和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上海检察机关将力拓案定性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后，这种声音更是不绝于耳。《澳大利亚人报》发表一篇文章宣称，在中国一些所谓的“国家机密”无非是世界其他主要市场普遍认为的商业信息，胡士泰很可能只是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触犯了中国法律。在中国正当获取商业秘密与窃取国家机密的界限难以区分。

　　澳大利亚反华议员迈克尔·丹比14日在主流媒体撰文声称，尽管胡士泰被捕了，但是“还很难说胡士泰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他声称，钢铁制造业在中国是一个战略性极强的行业，这些敏感行业的利润也被列入国家安全范畴，也是所谓的“国家机密”。这就是为什么胡士泰会落到情报机构手里，而不是由“正常的公共安全部门”处理。

　　他声称，中国逮捕外国公司员工，通常是要发出政治信号，比如这次就是要威胁和恐吓力拓和其他煤矿资源公司，更重要的是要震慑和威胁澳大利亚。他极力叫嚣，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坚持立场，不要安抚中国，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威胁。

　　拿定性轻重做文章

　　由于中方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捕决定，而此前有关部门对此案的表述为“刺探、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所以，澳大利亚一些媒体就抓住“国家机密”与“商业秘密”之间的罪名变化做文章，声称“中国轻判了胡士泰”，甚至宣称这说明中国在力拓案上“退缩”了。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莫世健对本报解析指出：“力拓案所涉与谈判相关的信息资料，如公司企业销量、用途、生产能力、期望值、定价等，目的是商业利益，属于商业机密，很难构成国家机密。从涉嫌窃取国家机密改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是正确的。”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周世俭的认同，“从国家机密改为商业机密，提法更准确了。力拓方面为了摸去了谈判桌上的底牌，都是为了更好地卖铁矿石，不是为了破坏中国，说到底是一个商战中的情报战。”

　　一些澳人反思狭隘做法

　　做为澳大利亚报纸驻京记者，高西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密切关注着中澳两国之间的舆论。他坦承，中澳两国对力拓案铺天盖地的报道，有的冷静客观，有的则是歇斯底里式的，而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给了澳大利亚“一巴掌”。他也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公开更多关于力拓案的证据，“我相信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还是可以接受判决结果的。”

　　“澳大利亚民调曾证明，澳人民对中国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友好。但最近对中国友好的观点被质疑。”高西安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他认为，造成中澳关系目前的局面的因素之一在于，双方似乎都过多地被国内的某些舆论和一些“狭隘的法律条文”所影响。

　　大卫·哈里得莫斯曾在澳大利亚移民局工作，他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协助中国人办理赴澳投资移民等咨询和服务业务，频繁往返于上海和堪培拉之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大卫表示胡士泰事件发生后他曾去过一次上海，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对他都十分友好，生意没有因为这个事件受到影响。他看好中国市场与澳大利亚的互补性以及长远的合作前景。尽管中澳眼下遭遇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交流和合作不断深入造成的。发展必然带来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后退，两国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展才能让发展合作的道路更宽广。

　　澳对华心态需调整

　　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力拓案以及其他一些领域的曲曲折折的纷争，已经搅混了原本平静的中澳关系。目前，澳大利亚方面的有识之士，也在对当前局势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在政治和经济交往领域呈现出的中澳摩擦，其实背后反映了澳大利亚国内的对华复杂心态和典型的一种西方式的失落情绪。

　　《澳大利亚人》报资深编辑罗恩·考利克12日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演讲时指出，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按照西方世界熟悉的轨道进行，即第一步经济融合；第二步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走向自由民主，最终走向市场导向型，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近期发生的胡士泰等事件动摇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后的发展道路猜测。考利克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处在转型中的国家，应该认识到，与30年前相比，中国可能还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河的对岸不一定是西方模式。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和国防研究学院院长、洛伊研究所访问学者休·怀特理性分析了中澳两国关系前景。他通过邮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澳大利亚急需针对中国的指导性外交政策，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他说，陆克文领导的工党上台已有一段时间，但是至今没有出台任何针对中国的指导两国外交关系的政策和文件。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经贸联系角度看，澳大利亚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澳大利亚。

　　怀特认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多领域尚需更多相互了解。他说，澳大利亚方面尤其要作出努力，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进步与变革中的现代中国。他呼吁政府尽快出台针对中国的指导性外交政策，协调两国发展建设的步调。

　　一些曾与记者探讨和交流的中澳两国分析人士说，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最早是英国殖民地，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元文化，与英国在政治体制上的联系变得松散。不可否认的是，继承和发展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对澳大利亚比较容易可行。但是，澳大利亚方面要进一步作出努力，首先应该承认不一定澳大利亚和西方模式就是完美的，中国变革的走向不一定是西方认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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