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锻钢（上）

　　稻山嘉宽（左二）参加了宝钢开工庆典。

　　1978年12月23日，上海长江口畔，宝钢打下了第一根钢桩。

　　如今的宝钢高炉全景。

　　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向前来参观的人大代表介绍宝钢。

　　宝山锻钢

　　大国崛起，莫不以工业的强大为基础。钢铁产量，曾经是新中国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标杆。这条路上，几多坎坷波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引领中国走向强盛。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在上海长江口畔打下了第一根钢桩。这个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承载了几代中国人工业强国的梦想。

　　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征程，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宝钢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钢铁集团，跻身世界500强，位居世界钢铁巨头之列。发展的历程印证了邓小平30年前的断语：“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来自日本的震撼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来到了中南海。他刚刚率领中国冶金考察团访问日本归来，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几句开场白之后，叶志强并没有作报告，而是请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中央领导观看了介绍日本第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影片。

　　银幕上的画面，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烟囱里没有浓烟滚滚，厂房里宽敞明亮，工作现场一尘不染，比中国的医院还要洁净；看不到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厂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指挥着生产；炼铁的高炉比中国的大十倍，炼钢的转炉比中国的大十倍，全连轧轧机每秒出产70米，是中国的几十倍……

　　电影放完，在座诸人相顾无言。

　　“是真的吗？”有人提问。虽然深知当时中国钢铁业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但日本钢铁业的先进程度还是超出了想象。

　　“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叶志强回答。他又补充了让他“伤自尊”的两个经历。

　　一次，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上来易拉罐啤酒。中国考察团的团员们没见过，不知如何开启。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并且告诉他们，这样的易拉罐是用钢做的。中国的冶金专家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铁罐头要用起子才能开，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叶志强说。

　　在日本的行程中，考察团乘坐的是大使馆提供的国产轿车，但根本追不上日本车。驾驶员拼命加速，结果汽车不堪重负抛了锚。插着国旗的中国轿车只能被日本车拖走。

　　汽车是工业发展水平集大成者，联系到钢铁上，叶志强说：“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要生锈，而日本用的是冷轧钢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漂亮……”

　　随后，叶志强把他的考察报告拿了出来。

　　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量达到1.19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接近同年日本钢产量的五分之一，13年只增加了35%，即656万吨，日本则翻了两番半。

　　日本钢铁业领先了中国15年至20年。

　　叶志强在报告中提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而在当时，恰好有个机会。1973年爆发了世界石油危机，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寻找出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

　　中国冶金考察团访日期间，日本钢铁界已经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

　　那部震撼中央领导的电影胶片是日本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的杰作。这位缔造了日本钢铁业传奇的“钢铁帝王”（日本民间对稻山嘉宽的称谓），也是一位机敏的商人。他抓住了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的机会，将精心制作的这卷电影拷贝，通过叶志强递交中国政府，试探中国的反应。

　　精明的稻山嘉宽也没有想到，人生中最大的一笔生意会那么快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钢铁梦

　　与其说是稻山嘉宽在影片中宣传的新日铁之先进震撼了中央领导，倒不如说是中国钢铁业落后的现实刺痛了他们。中国振兴钢铁工业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迫起来。这些多数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领导，太清楚钢铁对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

　　中国对钢铁工业重要性的认知，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创办汉阳钢铁厂。但此后的几十年，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战祸连年，钢铁工业不可能发展。留给中国的是一段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欺凌的屈辱历史。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工业才真正受到重视。“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观点。

　　1949年12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新中国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就是重工业部召开的钢铁会议。

　　新中国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三皇五帝十八罗汉”的钢铁工业布局。“三皇”指鞍钢、武钢、包钢；“五帝”指首钢、酒钢、太钢、本钢、唐钢；“十八罗汉”指以邯钢、杭钢等为代表的18家省属地方钢铁企业。从这些熟悉的钢铁企业名称可以看出，除了现在的龙头宝钢，中国钢铁工业的家底在那时就已初步构成。

　　那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岁月。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

　　但这还是不能满足新中国火热的发展热情，以钢铁产

　　量翻倍增长为指标的“大跃进”开始了。中国对钢铁的渴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以钢为纲”、“钢铁元帅要升帐”，全国在一片“超英赶美”的口号中热血沸腾。为了炼钢，全国各地搭起了“小高炉”；为了炼钢，把自己家里的铁锅都投进了熔炉……

　　这种完全背离钢铁工业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生产力的做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全国钢产量达到了1073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1960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只是钢坯、钢锭，由于轧钢能力的不足，不能转化成产品，又造成了大量的积压。钢铁工业被迫从1961年开始大幅调整。

　　此后，中国又进入了“文革”动乱，钢铁工业停滞、徘徊、艰难发展，直到1976年。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急于把丧失的时间夺回来的热情。

　　钢铁需求暴增。而那时，中国钢铁工业正在一个瓶颈之中挣扎着：从1974年到1976年，连续三年提出年产2600万吨的目标，却都没有实现。这就是让中国钢铁业颇为难堪的“三打两千六不下”。

　　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叶志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团去日本取经的。在日本钢铁企业的所见所闻，先是震撼了考察团的所有人，他们带回来的考察报告和那部新日铁宣传片，又震动了中央。

　　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后，1977年11月28日，稻山嘉宽以中日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来到北京。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会见了他。两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钢铁。李先念向他明确表示了与新日铁技术合作的意向。

　　李先念对钢铁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认识。远的不说，当时他分管着财经工作，钢铁的软肋让这位共和国的财经“管家”常常捉襟见肘。国内的钢铁厂满足不了需求，每年要进口钢材四五百万吨，花去外汇近20亿美元。

　　以现在中国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看，20亿美元不过“九牛一毛”，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区区5.81亿美元。

　　12月28日，李先念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专题研究新建钢铁厂，会议一直开到21时才散。

　　冶金部的代表叶志强顾不得回家，他匆匆赶到冶金部值班室，通过专线电话联系到了正在上海的另一位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上海铁厂的规划要大改，按照铁、钢各600万吨来，中央将很快批复。”

　　大茶壶和小酒盅

　　刘学新正在上海为之奔忙的那座炼铁厂规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易其稿，每一次都是翻着跟头地往上扩大规模。到接到叶志强电话时，这个规划已经远远超出了冶金部原有的设想。

　　1977年，冶金部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的目标。这其中并没有上海的影子。

　　在冶金部的档案中，1977年底上报中央的抢建和筹建的钢铁厂有3个，一个在冀东，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二基地，第三则是在山西省。在上海，只提到筹建一个炼铁厂。这还是上海方面几经呼吁的结果。炼铁厂的使命，是为上海各钢厂提供铁水。

　　陈大同是当时上海冶金局负责人。他说，那时中国钢铁最不平衡的地区就是上海、天津和唐山。三地都是老炼钢基地，解放前冶炼规模小，没有炼铁的高炉。解放后要实现工业化，钢铁紧俏了，这才发现“有锅无米”。

　　那时候有句戏言，说中国工业之所以不能上天堂，就是解决不了“上、天、唐”问题。后来唐山、天津都依托河北的铁矿解决了难题，但上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海的生铁，除了江苏省的梅山基地外，主要靠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千里调拨，每年生铁缺口300万吨。

　　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林乎加找冶金部部长唐克做工作，要来了一个炼铁厂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在上钢一厂建两座1200立方米的高炉，规模并不算大，勉强能到年产百万吨规模。虽然不能满足上海的全部所需，但至少能解燃眉之急，上海冶金部门为此还专

　　门开过一次庆祝会。

　　孰料这个规划在选址时有个巨大的疏忽，高炉会严重影响空军的飞行，最终1200立方米的高炉胎死腹中。

　　几个月后，冶金部重新制定了规划。这一次是下决心要彻底解决上海的缺铁问题，要建就建最大的，重新选址，上两座2500立方米的大高炉！

　　规划送到副部长叶志强手里时，他刚刚率团从日本考察回来。叶志强当即召集陪同考察的专家们对方案进行讨论。

　　“2500立方米算不上‘大’了，日本高炉的容积都到5000立方米了。”刚刚开了眼界的专家们一致呼吁：“要追上世界水平，最少也得搞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的高炉！”

　　恰在此时，稻山嘉宽访问了中国。稻山嘉宽是中日友好人士，同时更是商人，在商言商，他是为了卖技术和设备。据后来公布的当时日本国内的估算结果，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像宝钢一样的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

　　而中国买家的热切还要远远超过日本人的预期。

　　尽管生意降临之快出乎意料，日本人还是展现了他们的高效率。稻山嘉宽回国后仅仅10天，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又来到了北京。

　　大柿谅已经做足了中国钢铁的功课。此行他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中国领导人建设一个全新的大型钢铁厂，而不是在既有设备上改造。这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向中国出售技术和设备，也确实是日本钢铁迅速发展的一个经验。

　　当时日本的大型钢铁企业，基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后新建的，起点就是大量引进美国的技术设备。八幡钢铁厂是日本钢铁的大本营，为了更新技术设备，新日铁填海造地，硬是把老厂淘汰，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厂。

　　另一个任务是说服中国放弃在上海单纯建一个炼铁基地的设想，促成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他有一个比喻：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去支援上钢一、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里倒水，大大浪费。

　　宝钢工程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大柿谅的谈判。他说，其实这一点中国专家在规划上海炼铁厂时就早有认识，那个比喻的原创者是当时参与规划的国家建委的一位领导。

　　日方的观点和中方的心理预期是一致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大柿谅带来的年产6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设想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留出未来

　　引进日本技术设备建设大型钢铁企业的意向达成后，中日双方就协议的细节展开了你来我往的谈判。

　　宝钢的技术引进谈判，从询价、报价直至签订

　　合同，前后耗时一年多，有2100多批，4500多人来华商谈。最紧张的时候，同时开列了108个谈判桌。有两个数字足以让人惊叹：一是引进谈判13000多场次；二是消化技术资料、图纸达320吨。

　　初上谈判桌，日本人手里拿的是计算器、微型打字机，而中方用的是算盘、皮尺、圆珠笔。在后人整理的《宝钢故事》里这样描述：“初涉谈判桌的中国人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吃苦耐劳，对国家利益忠心不二，尽管很土，但确实挺实用。”

　　比如，年近60岁的钢构谈判专家严宗德，爬上20层楼高的钢梯，亲自测量屋顶钢板厚度，驳倒日本谈判专家的设计图，为宝钢节约40万美元。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王复明通过多种测算，认定每根地基钢管承载力在600吨，而非日本谈判代表所说的280吨，由此节省了3000万美元。

　　从日本谈判回来，有人问王复明，“在日本看了樱花没有？”

　　“看了，像中国的牡丹。”众人莞尔。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日产汽车时，他讲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坐在新干线特快列车上，邓小平的另一句话同样被世人熟知：“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而在新日铁君津厂，邓小平的话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具体而直接。他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照这个样子给我们建一个厂子？”

　　稻山嘉宽答道：“当然。要建比这个还好的。”

　　稻山所言非虚，却并不一定出自日本人的本意。

　　按照新日铁提出的方案，中国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就是以君津厂为样板。但中方的专家不干了：合同约定我们引进的是最先进技术。新日铁下属八幡厂、大分厂有的我们都可以引进。

　　君津厂建于上世纪60年代，而八幡厂和大分厂建于上世纪70年代，哪个先进不言自明。

　　黄锦发回忆，稻山嘉宽、大柿谅等新日铁高层对中国是很友好的，私下的关系也不错。但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日本人的算盘精得很。更何况，他们有过类似的“教训”。

　　此前不久，日本新日铁刚刚帮助韩国政府投资200多亿美元建起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浦项制铁。钱虽然没少挣，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成长起来的浦项制铁已经开始和他们抢夺市场了。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可中方哪会同意花大价钱买老技术？谈判桌上，双方经常是针尖对麦芒。

　　日本给中国设计的初轧机机型原本就是照搬君津厂，轧机开口度只有1.2米，轧不出中国紧缺的1.7米热轧板机所需的宽幅板坯。黄锦发发现了这一点，要求引进最新机型。双方为此僵持月余，最终日方做出了让步。

　　类似的还有在日本刚刚投入使用的干法熄焦、八幡厂1978年才投入使用的新型300吨转炉……这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都应用到了宝钢之中。

　　而对宝钢意义最深远的，是黄锦发力主修改的总图布置。

　　宝山锻钢

　　日方设计的总图是环形布局，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构成了一个椭圆。布局紧凑、简洁，既节省土地又美观漂亮。如果按照规划中宝钢600万吨的生产规模，这几乎可以说是最合理的设计。

　　但黄锦发却看出了另一种“门道”：这个椭圆就是一道墙，把宝钢封死在里面，今后想扩大规模？没门儿！

　　黄锦发提出把总图修改为直线流水形，为以后留出足够空间。日方不答应，而且理由也很充分：600万吨的规模已经明文写进中日双方谈判纪要，中方从未提出过扩大规模的设想。

　　中方专家欲辩难言，进退维谷，谈判陷入僵局。

　　黄锦发只能私下里和日方组长水田永昭反复诉说，并把他带到宝钢未来的厂址现场，指着正在拆迁铺路的繁忙场景，向他勾勒自己心中的大钢厂。

　　也许是被中方专家的执著和梦想打动，水田永昭按照中方的意见修改了总图。此举成全了宝钢，却让水田永昭付出了代价。他回国后即被勒令停职，后来被调到了一家海洋公司。

　　若干年后，宝钢集团首任董事长黎明到日本访问，还专门去看望了水田永昭。席间，水田永昭感叹唏嘘：虽然后半生远离了钢铁工业，但宝钢的记忆足以让他欣慰。

　　600万吨的钢铁企业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已是最大，在世界上却不算什么，日本千万吨级的大钢厂就不下10个。

　　但宝钢终于给自己留出了未来。实际上，宝钢预留的是1400万吨的规模！

　　争议

　　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在上海长江口畔打下了第一根钢桩。

　　宝钢的脚步踩在了改革开放的起点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宝钢的诞生和成长就此顺风顺水。相反，这个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头号工程，在开工之后就遭到巨大的争议，一时成为“头号标靶”。

　　原宝钢工程总指挥、宝钢集团首任董事长黎明那时还是攀钢总经理。“我第一次听到‘宝钢’两个字的第一句话——宝钢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做出的错误决定。”黎明笑了笑，“‘错误’不少哦！”

　　对宝钢的争议其实早就有了。首先选址就是“错误的地方”。按照中国钢铁业的传统思维，上海没有矿山，没有煤炭，根本就不适合建钢铁厂。

　　黎明介绍，最初决定引进日本技术建设大型钢铁企业时，中央其实考虑了包括连云港、天津、大连等十几个地方，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只有它的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基地。而且宝钢从设计时就借鉴日本经验，原料采用便宜、成色好的进口铁矿石，上海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这样的质疑来自中国钢铁业内业外，而且贯穿着宝钢建设的始终，但从未动摇过中央的决心。真正让宝钢工程陷入困境的是投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它实在是太贵了！

　　宝钢开工后不久，《人民日报》曾发表当时财政部官员的一篇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由此公开讨论宝钢建设问题。

　　宝钢的账一算，吓了全国人民一大跳。按计划建设宝钢，需要300亿元的资金，而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元。当时全国10亿人口，宝钢的投资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要30元——这几乎就是一个青工将近一个月的收入了。

　　建一个宝钢，会掏空中国的家底。种种怀疑、责难指向了宝钢的庞大投资。

　　“那两年，出差坐火车，不敢说我们是宝钢的，否则，旁边的乘客会说我们是‘败家子’。”黄锦发对当时的尴尬深有体会。

　　而1979年，国民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建设迫切地“大干快上”，基建项目遍地开花。这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把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的问题揭露出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之前，就是陈云和李先念联名提出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中央决定，国内所有在建项目重新调整。头号工程宝钢自然被列在了第一位。

　　可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在上海就宝钢问题调研了一个星期之后，力主大批缩减基建项目的陈云却成了宝钢公开的支持者。

　　陈云在6月份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这样表态：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征求更多人的意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考虑。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当中，进展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要干下去，干到底。

　　谈到宝钢工程的负责人，陈云说：“负责人第一是谷模子（副总理谷牧），第二是韩模子（国家建委主任韩光），还有冶金部的叶模子（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的陈模子（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

　　“模子”是上海方言，意指“汉子”。因为在上海口音中和“麻子”发音一样，引得现场一片笑声。陈云也笑，但笑过后严肃地说：“不是开玩笑，干不好，要斩马谡！”

　　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与上海市新的领导班子见面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宝钢，你们市委还是要管起来。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

　　宝钢的种种争论日趋激烈，论战一直打到了邓小平面前。面对纷争，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断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而宝钢的建设正在进行，“历史”还只是不能确定的未来，宝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动维护”

　　对宝钢的争议，在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达到了顶峰。

　　在那次人大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各种意见60多条，矛头直指冶金部部长唐克和三位副部长。

　　中央政府官员接受人大代表质询，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一下子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当时的各大报刊均有报道。不过，报道大多隐去了现场浓浓的火药味。

　　上海代表团的一位经济学家代表言辞最为激烈：“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

　　上海市委副书记韩哲一是上海代表团成员，和这位经济学家很熟，赶忙小声相劝：“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讲。”这位代表回答：“我激动什么，宝钢要花300个亿，全国10亿人，一个人30块钱，我30块钱还不能买一个发言权？”

　　社会舆论对宝钢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声。而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也越发严峻起来。1980年，中央财政出现赤字127亿多元。而当时争议得沸反盈天的宝钢，一期投资就有128亿元。

　　国家大病初愈，正在步履艰难地进行着经济体制转轨，正是身体虚弱的时候，对仓促上马的大量基建项目不堪重负了。

　　1980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开工两周年的日子，国务院下发了通知，决定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锦华心急如焚，他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宝钢项目是下马好，还是缓建好？如果在安排宝钢必不可少的下马开支上增加几千万元，宝钢就能缓中求活”。

　　在陈锦华的努力下，国务院要求国家计委、建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宝钢做进一步论证。

　　只是，这个论证很可能将宝钢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宝钢“续建派”和“下马派”的矛盾空前激烈。

　　在论证会上，有人提出，利用宝钢现有基础，改建成钢铁研究所，甚至有建议改成纺织厂。另一方针锋相对。宝钢总设计师林兴当场算账：“现在下马，上百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不

　　说，中国钢铁工业仍在低水平徘徊，如下决心再追加20多亿，则可建起年产30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

　　18位宝钢工程顾问委员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一位纺织行业的老教授扯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平时穿的都不是高档的布料，那些都出口了。咱们国家一年出口的纺织品还不够进口钢材的。偌大的中国建不起一个宝钢？那我宁愿去沿街叫卖！”

　　看着争论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主席台上的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坐不住了。人大质询后，冶金部只剩马成德一个副部长守在宝钢工地了。他把宝钢工程顾问委员会有关领导叫出了屋，冷着脸说：“不是说好宝钢不公开冲突、不公开对抗的吗？”

　　就这么一句话，马成德被很多人认为是“下马派”，得了个“下马部长”的外号。

　　被人称作“下马部长”，真是彻底冤枉了马成德。早在国务院动议宝钢下马之初，他就明确表示了反对，提出“如果下马，国家要投资15亿元处理善后。继续搞下去要25亿元，多花10亿元就能救活前期100多亿元的投资。”

　　当时马成德的意见并未被采纳。论证会上，马成德不再明言反对下马，实际上他是“只干不说”。

　　接到国务院通知，马成德召集指挥部领导班子开了几个全封闭的会。会议不做记录，不对外公开。

　　几个人都不赞成工程停缓，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法子。对外，称之为“动维护”。

　　宝钢的建设资金已经冻结，但国务院下拨了一定的经费建造仓库，用以存放已送到宝钢的进口设备。马成德用这笔钱继续建造厂房——当然，在一定时期，这些建筑的作用是可以与仓库划等号的。

　　进口设备运来了，零散堆在一起易生锈蚀，不如直接安装起来，隔一段时间就通上电，转一转，保证设备的性能。

　　对马成德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外界不可能不知道。记者查阅宝钢年表发现，在一期工程“停缓”期间的1981年3月、4月两个月期间，先后有谷牧、薄一波、姚依林三位副总理到上海视察了宝钢。微妙的是，并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的底细。

　　宝钢一期工程的“停缓”最终只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1981年8月7日，宝钢复工续建了。

　　现代化不是买来的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还在建设之中的宝钢。

　　彼时，宝钢一期工程已经进入最后攻坚，原本“不谈”的二期工程也开始重新谋划。国家计委将其编入了“七五计划”，也就是1986年以后开始实施。

　　但宝钢等不了了。

　　由于前期上马时制定的一期工程投产期限本就紧张，再加上“下马风波”的影响，为实现“859”——1985年9月投产的目标，宝钢一期工程不得不争分夺秒。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由于“一期停缓”，砍掉了热轧和冷轧工程，使宝钢的产品只能停留在初轧，只是钢坯、钢锭。当时的宝钢工程总

　　指挥黎明清楚，那只是钢铁业的“初级阶段”，离国家急需的优质钢材产品还差得远。

　　可是对宝钢的二期工程，争议同样很大，特别是中国钢铁业内部。1985年前的几年，国家每年拨给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都在30亿元左右，90%以上都让宝钢一家给“霸占”了。这时再上投资规模更大、达172亿元的宝钢二期，难怪别的钢铁企业要叫嚷了。

　　上马宝钢二期的决心不好下。邓小平能够到宝钢视察，给黎明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和总工程师黄锦发向邓小平力陈利弊。

　　听完二人对宝钢二期的设想，邓小平一锤定音，“宝钢二期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

　　宝钢二期由此提前两年上马。

　　视察结束，邓小平要为宝钢题字。他拿起毛笔，俯身在宣纸上这样写着：“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创”……

　　停顿了一下，邓小平在“创”字上画了个圈圈掉，又接着往下写：“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于是，留在宝钢历史陈列馆里的邓小平题词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题词上的修改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伟人的一个无心笔误，在宝钢人看来却别有一番意味。

　　国门初开的中国，迫切地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新技术、新观念，像宝钢这样大量引进国外现代化设备自然是最快捷的学习方法。为此，中国是花了大价钱的。

　　而当时，宝钢也正因投资巨大而被讽为“买了一个现代化”。宝钢的一期工程也确实如此，核心部分全部由日本提供，中国配套的只占11.8%。有一句笑谈更为讽刺：“宝钢是外国人建厂房，中国人建厨房。”这种状况实属无奈，以中国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设备制造水平，只能花钱去买。

　　黎明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80年，国家准备发行一元硬币，可是遍寻中国钢铁企业，居然找不到合乎要求的硬币用钢，最后只能从日本进口。一直到宝钢二期投产后，中国的1元硬币才用上了国产的钢。

　　“现代化不是买来的。”黎明说：“技术、设备单纯靠买，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我们要赶上世界发达水平，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更要善于创新’。”

　　宝钢二期工程谈判时，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开始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扬帆，宝钢也学会了做国际生意的手段。

　　一期工程时，新日铁一家独大，中国花了大价钱。而这一次，中国不但不再盯着新日铁一家，而且目光不再限于日本，几个国家的多家设备企业同台竞争，宝钢从中寻找性价比最高的技术和产品。

　　二期工程的热轧板项目，最后由一家德国企业获得。其实日本的报价比德国企业还低了2000万美元。德国胜出的关键在于他们提出的制造方式：与中国合作设计、合作制造，借此提高中国的机械制造水平。

　　到二期工程于1991年6月投产时，宝钢实现了最初设计的铁、钢各600万吨的规模，技术水平与世界保持同步。在钢铁工业最前沿的冷轧、热轧、连铸系统设备方面，由中国与国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的部分达到44%，而在高炉、烧结、焦化系统设备方面，中国更达到了90%。

　　二期工程投产的同时，宝钢三期开工了。

　　这一次，宝钢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近700亿元的投资全部自行筹措。到2000年6月，宝钢三期工程基本完工，形成年产1000万吨的规模。

　　1000万吨是一道坎，越过它，就意味着进入了国际大型钢铁企业的行列。不但如此，宝钢经过三个阶段工程的吸收引进，装备和工艺荟萃了当代世界钢铁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到三期工程时，宝钢设备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80%！

　　与改革开放同龄，宝钢已经过了而立之年。30年里，宝钢从“买了一个现代化”成长为世界500强、国际钢铁巨头。

　　宝钢始建，起点就领先了中国钢铁业平均水平20年。它结束了中国钢铁业只能提供汽车内部用材的历史，并开始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冰箱面板和高跨度斜拉桥钢索的垄断；让中国人用上了自己的钢制易拉罐，让中国的1元硬币用上了国产钢……

　　30年过去，中国钢铁业的现代化已经不再只有一个宝钢。武钢、鞍钢、攀钢……技术能力都已经不逊于世界发达水平。首钢搬迁曹妃甸后建起的京唐钢铁公司开工指日可待，那将成为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

　　30年过去，中国钢铁业完成了从弱小到强大的跨越。

　　1978年，我国钢产量只有3178万吨，占当年世界钢铁产量的4.42%。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中国由钢材净进口大国变为净出口大国，绝大多数钢材自给率超过100%，跻身世界钢铁强国。RJ025

　　参考资料：《国事记述》，陈锦华著。《政协文史资料》。 图片由宝钢集团提供

　　敬告读者：“光辉岁月——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事”特刊将于5月至9月每周二9版、12版刊登，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