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兄弟，兄荣宗锦，字宗敬；弟荣宗铨，字德生，江苏无锡人。兄弟二人读过五六年私塾，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1896年和父亲荣熙泰在上海开办广生钱庄，1900年在无锡筹办保兴面粉厂，1905年在无锡筹办振新纱厂 。

荣氏兄弟鼎盛时期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拥有4家茂新面粉厂、8家福新面粉厂和9家申新纺织厂等21家企业，成为一代“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创办私立公益学校和竞化女子学校8家、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豁然洞读书处、江南大学，以及梅园、大公图书馆等，并捐款修建许多桥梁、道路。

　　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

　　1986年，邓小平接见荣家后人时说：“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荣氏兄弟，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文/傅国涌

　　兴办实业，“吃着两门最妥”

　　荣家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

　　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面粉厂、纺织厂。

　　荣家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月规钱200文。1896年，荣氏父子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股本只有3000两，其中荣家占一半。这年哥哥宗敬24岁，弟弟德生22岁。1898年，合伙人因3年无利退股，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荣氏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家企业周年的起点。

　　荣氏兄弟为什么会首先选择面粉？

　　荣德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厘金局做帮账），来往于广东、香港，看到兴办实业有大利可图，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经过留心观察，他确定，红——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做面粉最好，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税，说是供应外侨的“洋人食品”。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荣德生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埠头一片雪白，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

　　与此同时，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面萧条，只有北运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其问过他，为什么不办别的厂，而要办面粉和纱厂？他回答：第一，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第二，周转快，原料今天进厂，明天就有成品出来。人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他说：我从前做过米生意，曾贩米到天津，蚀去两千元。因为米不同于面粉，没有加过工，所以不容易赚钱。

　　荣家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办新事业“吃、着两门最妥”。

　　开办面粉厂前，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你不宜读书做官，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其实，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气色或祖坟，而是战争”。庚子之战，欧战甚至抗战、内战，都带来景气，成全了他们的发展。

　　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事件，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有4900两。有一天，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看到荒地20多亩，一水潆洄，交通便利，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商得弟弟同意，着手购地集股。

　　荣家世交朱仲甫与兄弟二人商定集股3万，各认一半。以3000两为一股，兄弟各以3000两入股，另外再集9000两。实际招到了13股，取厂名为保兴面粉厂。当时全国面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他们去参观取经，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其中民族资本的8家，保兴是规模比较小的一家，只有4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可以互补不足，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

　　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称荣氏是中国面粉工业的创始人。

　　吴稚晖有个说法，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第一是“发痴”，第二是“发财”。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必致中途失败；任何事业不抱有“发财”希望，即无百折不回的意志，也难以为继。这就不难理解，南通只有一个张謇，而无锡不止荣氏一家，至少还有杨家、唐家、薛家、周家等企业家族，无锡因此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赢得了“小上海”的称誉。

　　但是当荣家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无锡风气未开，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民地圈入，官府查对并无此事。这些人又告保兴面粉厂的烟囱妨碍文风，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灶，才竖得起。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靠了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保兴面粉厂还在当地获得10年专利，听说无锡知县为此被摘了顶戴。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一个日夜可出面粉300包。当时无锡土粉行很多，本地面粉需求只有一二百包，但浙江、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的面粉都到无锡装船，外销面粉量很大。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白，里面掺和有毒的洋药，所以，他们还要加上土粉才能销出去。1903年，面粉厂没有大的起色，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提出退股。荣家兄弟表示荣姓股份决不出让，反而增股到2.4万两，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又添了新机，改名为茂新面粉厂。到1905年，面粉厂每天有500两盈余。弟为经理，在无锡管厂；兄为批发经理，常驻上海，主要管广生钱庄。荣德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起晚归，心情却很愉快。

　　“兵船”渡过危机，驶向世界

　　1908年，荣家面临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方面国内麦收不佳，美国面粉倾销，麦贵粉贱，茂新连续3年巨额亏损；另一方面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钱庄资本，广生摇摇欲坠。

　　摆在荣氏兄弟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苦度难关，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荣德生自称这是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的一次；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量办工厂，兄弟俩商定：保茂新、振新（1907年他们与别人合伙在无锡开办的纱厂），放弃广生。他们从此发愤用力，专心办厂。弃车保帅的选择对于荣氏兄弟来说是痛苦的，广生钱庄毕竟由父亲一手创办，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1910年，茂新因为机器新，面粉品质好，营业出现转机，开始使用绿“兵船”商标。同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兵船”得了三等奖牌，荣氏兄弟深感欣慰。

　　1912年，茂新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跟不上，而陷入困境。荣德生自述这是创业以来的第二次风险。正在危急之时，听说无锡到了大批川麦，各厂因市面不好，不敢放手进货，货主急于回川，愿意赊欠，等面粉卖出再付款。靠这批麦子，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一年，面粉业兴旺，茂新扩大生产，又添新机，又建厂房。“兵船”牌开始走俏，成为面粉市场的名牌，价格超过阜丰出产的名牌“老车”。一年下来，茂新大大盈利，还清历年所有欠债，还盈余数万两，荣氏在面粉业的蹿升由此开始。茂新面粉在开机生产10年后异军突起，从此信用大著，销路大增。

　　1913年荣氏兄弟再接再厉在上海开办了“福新”面粉厂，品牌借用“兵船”，牌子硬，货没出来，就已被订购出去，货款预付，周转金不用愁。办麦也和茂新搭在一起，信用、关系一切现成，购进麦子，付的是上海7天期的商业汇票，小麦当天装船运到上海厂里只要一个晚上，再有一天就变成了面粉，此时批发部已收到预付的货款，兑现汇票在时间上还绰绰有余。所以，福新一开厂就很顺利，几个月赚了4万多。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接连出现，1916年开始筹办福新五厂，伸展至汉口，在上海则一直开到八厂为止。

　　源出太湖，穿越整个上海市区的苏州河沿岸，荣家企业的烟囱一支又一支冒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一起，荣德生在1916年就认定可以放手做纱、粉。

　　原因很简单，都是必需品。也正是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提供了出口机会，外国向茂新订购“兵船”，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走向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因为供不应求，价格大大上涨。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就规定以“兵船”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

　　荣氏兄弟遇上了一个天赐良机，1915年—1921年的7年间，国内一下子出现了81家面粉厂 。中国从一个面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直至1919年，在无锡的5家面粉厂中，荣氏拥有4家，占资本额的80%。到1921年，茂新、福新12个面粉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增加到301部，每日夜可出面粉76000多袋，占全国面粉产量的23.4%、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的31.4%，生产能力扩大了250多倍，发展速度之快，在整个中国企业史都是空前的。（到1936年，茂新、福新12个厂每日夜可出面粉96500袋，占全国“关内”的32.7%。）

　　至此，荣氏兄弟“面粉大王”（“麦粉王”）的名声不胫而走。

　　荣家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等到石磨改成钢磨，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4部石磨，一共8爿，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正好是8张茶桌。2007年2月初，我在梅园“乐农别墅”（荣德生晚年住所）前看到的3张石桌，就是保存下来的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3爿石磨。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

　　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车间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除尘器”，一个随意放着的大石磨，以及两条依墙而立、高达9米的螺旋形转梯，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5楼滑到一楼，然后用小推车推走。厂区紧挨码头，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绿“兵船”面粉就在这里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创办“申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荣家兄弟在面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早在1905年，他们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07年2月开车，所产“球鹤”纱曾经风行无锡、常州等地，可以与日纱名牌“蓝鱼牌”相匹敌。荣德生担任振新经理，有意扩大振新，甚至想办4个纱厂，从无锡发展到上海、南京、郑州，将3万纱锭扩大到30万。振新董事会听到荣德生的构想很是惊慌，说照这样赚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荣德生说：“要拿大钱，所以要生产，照3万锭能赚几何？”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此事被称为企业史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故事。就在此时，大股东荣瑞馨指控荣德生账目不清，甚至打起了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荣家兄弟选择退出振新。

　　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全称是“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共投资30万元。1915年，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一个废油厂的旧址，四周一片荒地，没有街市，连马路也没有。等到申新出现，附近陆续有了店铺，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新种，店面楼房却很气派。

　　1916年，申新开车时只有12960枚纱锭，规模不如振新，但是，正如申新大门口的“业精于勤”横匾所说，荣家兄弟有信心。他们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就是吸收振新的教训，痛感有限公司的股东束缚太大，一旦意见分歧，没办法发展。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会没有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也就是集中于荣宗敬一个人。无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只能转让给内部的股东，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而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有利于他们兼并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运作完全以荣家为中心。

　　申新开办，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赢利。

　　1917年，荣氏兄弟买下日商“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这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1919年，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因为荣瑞馨不希望振新纱厂的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从中作梗，费了一番周折，靠了张謇的帮助，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好不容易才办成。却又因为世界大战，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迟来，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车出纱。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东岸是纱、布厂，西岸是公事房、职员宿舍、发电、轧花、修机等部，有桥相通，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000、职员120多人，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

　　有人说，面粉和棉纺对于荣家，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21年，荣家的纺织厂从1个发展到了4个，有10850员工，19万枚纱锭，日出纱500件，布6000匹。与1918年相比，1922年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1.1倍，申新是9.4倍，全国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申新是1.7倍，荣家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布机的28%，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

　　1919年，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二亩八分地，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称为“三新大厦”。《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说，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各厂是五官百骸，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希望它们平均发达，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总公司下面主要有两个账房，一个外账房，办理进货、出货的手续单据，并向各厂汇报；一个银账房，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茂、福、申新各厂分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照股分红，厂长总揽厂务，分别负责，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都要通过总公司，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棉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麦粉市场。

　　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厂长一定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国内舆论界把荣家兄弟誉为实业界的“骑士”，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事业几满半天下”。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

　　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

　　主持汉口申新四厂的荣家女婿李国伟回忆，荣宗敬常对他们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

　　荣宗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出别人的弱点，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市面银根紧时，他大量抛棉花，月底交割时逼对方收现货。如果手中没有现货，他便调大量车辆到申新各厂的仓库运存棉来交付。上海市场棉价一跌，全国行情跟着下滑。这时，他命令各地分庄大量收棉。上海抛出一万担，各地收进几万乃至十万担。

　　荣宗敬本人虽不懂新设备、新技术，但他相信外国机器，早年他曾为振新纱厂买了先进的发电机，装的马达在当时内地工厂中是第一家，安装后效能非常好，追随他多年的荣鄂生说：“宗先生脑筋新，真是了不起。”在荣家兄弟心目中，原料好，机器新，就能赚钱。

　　荣德生说哥哥“添机成癖”，其实两人在这一点上想法一致，他也喜欢新机器，他们都觉得与其留着现钱，不如多添机器。他女儿荣漱仁回忆：

　　我父亲和伯父都具有兴办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所办各厂大多由小而大，从租地、租屋、欠机、添机入手。平日财无私蓄，一切资金除拨出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益和建设之用外，全部放在企业的营运上面，一有盈余就力图扩大再生产，从没有其他置产、谋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做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1914年荣宗敬42岁生日时，弟弟到上海祝贺。他说办厂就和滚雪球一样，只能往前滚，不能停，这样，别人还在犹豫，自己已发展壮大。他的愿望是自己50岁时拥有50万纱锭，60岁60万锭，70岁70万锭，80岁80万锭。弟弟也认为“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

　　办钱庄出身的荣宗敬，不断向银行、钱庄借款来扩大企业。他曾对金融界的人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他至少以个人名义在7个钱庄、2个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在上海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他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对他喜欢在银行、钱庄搭一点股份，他弟弟和其他人都不大理解。他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一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荣宗敬解决资金的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人家关厂，而你却一爿爿多起来？他回答：“我是有钱就要开厂，人则有钱就分掉。”这其中道出了荣家企业发展的奥秘之一。申新总公司会计部的荣得其证实，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积累不起来。

　　1921年后，棉纺业的黄金时代迅速消逝，棉贵纱贱，许多企业包括穆藕初的德大、张謇的大生等纷纷衰落，被银团接管甚至倒闭、拍卖。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华商纱厂改组、出租、停工、出售、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此时荣家却反其道行之，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从1925年到1931年的4年里，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荣宗敬速度”。申新9厂纱锭达到521500枚，布机5000多台，雄居全国纱业首席。这一年荣宗敬59岁，离他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几十年后，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还在访问记里感叹：“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市面不好，为什么他还要买别人办不下去的厂？不少人想不明白，荣宗敬却自有想法：

　　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二、对申新来说，添了一家厂，总公司只要添一本账即可，人手也不用添，工程师、职员都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而可以减轻（买下老厂，旧职员归原主资遣），小职员提升几个，薪水又不必马上提高；三、对总公司来说，只要添一本账簿，也不要另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四、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申新并进一家厂，力量更大，竞争更有利。因为产额越多，进料、销货越便易，管理、营业的费用也越节省。

　　荣宗敬常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虽然没有钱，人家肯欠，我就要借。”“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早就成了他的一句名言。许多人不理解荣家兄弟拼命扩厂，他们的解释冠冕堂皇：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未曾被人点破，申新规模越大，银钱业就越不得不给它放款。有人说，对于银行、钱庄，申新“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申新厂多人多，一旦倒下，那么多工人失业，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牵动整个上海。

　　但是拼命扩厂，负债经营，有利也有弊。申新到1931年负债已达4000多万。短短十几年从1个厂扩大到9个厂，不是有充足的资本，而是靠借贷，一旦金融不再输血就会出现重大风险。这是造成申新1934年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

　　申新搁浅，纺织大王

　　“弄勿落了”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20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他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此时已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1.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

　　申新并不是1934年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4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14.33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另一原因是赋税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到1500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此外，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

　　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但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了，赶紧提取存款。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1200多万元，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押款。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总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15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6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李不仅是棉纺专家，还是申新债主之一荣丰钱庄老板的儿子）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8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

　　创业易，守业难，

　　申新侥幸逃过政府吞没

　　当时，荣家还有无锡的茂新面粉厂有点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于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3次遇险，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回忆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荣德生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4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7点多。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

　　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过去举债扩厂，全力发展，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

　　从1934年6月以来，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荣德生到南京当面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希望能发行公司债来渡过难关，汪的答复是交给实业部办，实业部则说派人到上海调查再说。

　　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由李升伯执笔的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还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

　　报告书提出两条应对方针，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6个月为限；如果清理不成，由政府派员清理。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各厂，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据公司法成立新公司，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政府应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

　　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盘算由财政部拨款300万元接管申新，变成国营企业。

　　荣宗敬对实业部不说“救济”而说“整理”大为不满，得知这一消息，更是气愤难忍，“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他给孔祥熙、蒋介石写信，发出“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号，在写给蒋的信中还有一句硬话：“在民商毕生致力于此，为不忍坐视事业之崩溃，鞠躬尽瘁，又何敢辞？”

　　8月6日荣宗敬给汪精卫的信中说：

　　平心论之，组织不健全，管理不妥善，无可讳言；岂有无组织、无管理，而可创办二十一厂，奋斗三四十年者？

　　同一天，他给薛明剑（时任工商部丝绸研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调查实业专员）写信说：

　　创业易，守业难，三十余年如何过去，不可专家一评而全功尽弃。我做事专家尚未入学，可笑，可笑。

　　要强的荣宗敬面临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急关头，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同情他的实业部商业司司长张翼后说：“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此时，无锡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而且直接写信给蒋介石。7月18日，正在牯岭避暑的蒋复电，对于维持荣氏兄弟实业事，已告知孔部长，孔祥熙已回复：“荣宗敬事极表同情，自当设法维持”。财政部确实派人到上海调查，并且与实业部意见不同。7月27日，他给汪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弟以成败论英雄，觉营业之开展有如荣宗敬、陈嘉庚诸君，其才必非寻常，维持其业，并当维持其人。棉业而有荣先生，为值得维持之一人。”

　　对于实业部想借“整理”之名将申新收归国有，无锡纺织厂联合会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表示反对，对实业部的估价也表示异议，认为低估了申新资产。无锡申新三厂、天津市纱厂业同业公会、河北省各纱厂都公开表示，人民毕生惨淡经营的实业，如果政府乘人之危收归国有，于法于理都令人心寒，以后还有什么人再敢投资实业？

　　如果不是财政部、实业部之间出现分歧，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这些反对或许统统都会归于无效。此事，实业部最终没有在行政院会议上正式提出讨论，汪精卫只是口头说：“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申新侥幸逃过了被政府吞没的一劫，但巨额债务还是没有办法，银行要组织银团来管理申新一、二、五、八这4个厂，消息传到荣宗敬耳朵，他非常气愤，把一本账簿往桌上一甩，说：“就让他们来管好了！”不过，他心里不服也没有办法，债欠下了。8月15日银团与上述4厂签订“补充应运借款合同”，除了监督资金使用，银团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连经营管理包括买棉花这样的事都抓在手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每天到总公司来上班，自己创立的4个厂却不能做主了，他情绪很坏，常发脾气，一次看到送来印有银团字样的栈单，他竟把栈单撕掉，愤愤地说：“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8月31日，他在写给陈光甫的信中抱怨：

　　眼光手段，各人不同，以支配一、二万纱锭之眼光手段支配二三十万纱锭，其不能游刃有余者情也，亦势也。

　　创业不易，守业也难。8月1日申新内部组成“申新改进委员会”。8月4日，荣宗敬在写给吴稚晖的信里黯然说：

　　以后惟有埋头苦干，死里求生，一身做事一身当，不敢再作种种幻想。

　　申新的制度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上海当时最有名的会计学家、创办立信会计事务所的潘序伦受托，花两年时间给申新总公司和各厂查账，从会计专业角度出具过一份《改良申新纺织公司会计制度意见书》。但面对金融枯竭，即使有新组织、新管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荣宗敬认为只要有300万元自己就可以舒展自如，于是，他不停地想办法，通过史量才找“北五行”（金城银行等）的路没有走通，他又安排薛明剑通过黄炎培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钱表示为难，客气拒绝。他又试图向外商银行借款，也不成。他想通过叶琢堂向蒋介石求助，连回音都没有。他不死心，8月16日直接给蒋介石写信，给汪精卫、孔祥熙等写信，在给汪的信中他提出具体要求，希望统税能准予记账，发行公司债或由政府担保向银钱业借500万或300万元。结果，统税催逼如故，公债毫无眉目。从此荣家对政府不再存有幻想。

　　1934年12月17日，“申新改进委员会”主任荣伟仁给华栋臣信里说了实情：

　　弟自七月间来总公司，空拳赤手，应付八方，此中苦况，决非局外人所知。现在虽到山穷水尽地位，然不得不竭力挣扎，冀打开一条出路。

　　到1935年1月下旬，按合同，银团对申新一、二、五、八4个厂的垫款营运期满，如果要继续，银团要作为主体管理工厂，忍耐了半年的荣宗敬不肯答应，认为银团只能监督财务，不能过问生产，最后妥协，按原合同维持申新一、八两厂，二、五两厂暂时停工，4000多工人一下子失业。

　　事后，史量才对友人提及申新危机时说：“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荣把企业看做是自家王国，他所津津乐道的无限公司组织形式，其实就是家族统治。史量才的意见，荣宗敬当然不会接受，以后银团接管申新，荣宗敬本来只处于监察地位，但他认为体面攸关。是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棉业研究会开会得出结论，荣家族观念太深，他的子侄辈分掌各厂实权，难以交出。

　　这是荣家企业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已有35年。

　　申新危机一直到1936年秋天开始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虽然还在银团控制下，但荣家兄弟很开心，信心十足，抓住机遇“做生活”。洋行避开银团，暗中来兜售纱锭、机器，一心扩大规模的荣宗敬力主添机，公司门庭若市。讲究节约的弟弟则专心在无锡公益铁工厂自造机器，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荣一心也力主仿造，预计每月可造纱锭5000，每天可造新式布机8台，性能比日本、英国的同类机器还好，价格却便宜一半。

　　1936年是荣家企业转机的一年，尽管大笔的债务没有还去，但荣氏兄弟就此逃过一劫。

　　可惜，不足一年，“七七”枪声响了。

　　一个是雄才创业，

　　一个是老成持守

　　荣宗敬少时得过一场伤寒，头发尽落，后来长出一些头发，扎一把小辫子，被邻居叫做“小辫子”。荣德生幼时迟钝，4岁才开口说话，8岁还没上学，被叫做“二木头”。

　　兄弟俩个性、风格不同，想法也时有不同，甚至有争论，感情却始终很好，父亲故后更有相依为命之感。有重要事情，荣宗敬会从上海赶回无锡，与弟弟商量，谈得很热烈。

　　在荣毅仁眼里，父亲荣德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只是夏天喜欢吃西瓜，熟悉《诗经》的他会想起“七月食瓜”等诗句。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宴会，晚年完全素食。他连一张白纸都不舍得浪费，练字时，他常在一张纸上先写小楷，再写中楷，然后写大楷，最后把纸积成捆给仆人去换烟。他甚至用香烟壳写便笺。

　　和弟弟不大一样，荣宗敬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觉得用人既多，耗费日增，而且从此多事。有下属回忆：“宗先生买西摩路住宅，也是欠钱买的，但不是为了享受。因为当时一般银钱业都讲究场面，有没有自己的住宅，关系到信用问题。还有如订购洋麦、洋花，请人家到家里来吃饭，他们看到有这样好的住宅，就会产生好的印象。”

　　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门楣、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高大的立柱，整齐的石级，钟塔般的楼角在绿荫中隐现，其中有个大餐厅，可以招待上百亲友、下属，壁上有一幅硕大的上海地图，沿着苏州河和黄浦江，用红圈标注总公司和所属各厂的位置，他指点自如，意气风发。“荣公馆”靠近繁华的南京西路，现在是陕西北路186号，繁茂的樟树枝伸出了高大的石砌围墙。这和高安路18弄的荣德生旧居反差一目了然。

　　兄弟俩性格不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

　　荣毅仁回忆说：

　　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重土，比较保守些。他办茂新时，就相信工头，对外国人有敌对心理，他相信自己厂里培养出来的人。如对待汪孚礼和薛先生（小学教师出身的薛明剑，申新三厂总管）就有所不同。薛先生的意见，言听计从；汪孚礼的建议，就要肚里算笔账了。伯伯着重上海，开工厂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父亲着重内地，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买了一批地皮，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工人工钱便宜。

　　这与薛明剑的回忆基本一致，他说，荣宗敬相信外国人，重视新设备、新发明、新技术；荣德生重乡谊，重土器，相信土工程师、匠人、工头，不赞成子女全都出洋留学，相信延请专家传授技能，更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同乡和亲属，而且常说，我们只好向外国人借钱来用，切不可把我们的钱存在外国人手里。借钱或借机器来供我经营事业，可以赚出来还他。如果把有用的钱存在外国人手里，无异自杀。所以他始终只愿借外汇，从未存过外汇。当然，他不是排斥完全外国的新生事物，对新设备、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他还是能接受。民国元年以来，他一再呼吁政府派学生出国，他自己送多个儿女出国留学，回来参与企业管理。

　　荣宗敬个子不高，比弟弟矮了几乎半个头，但眉毛特别浓。因为他魄力大，做事大刀阔斧，一往无前，富有冒险精神，有人称他为“无锡拿破仑”。1934年7月27日，想吞掉申新的实业部长陈公博给吴稚晖回信说，自己和荣宗敬不熟，只是交谈过几次，认为他主观稍强，不大听人劝谏，但他的冒险精神颇有过人之处。其观察是准确的。

　　但他的冒险并非蛮干，他办事灵活，善于开拓，遇到大事，就是处于困境都能做到内心镇定，沉稳应付。经济学家方显廷的英文回忆录中说，他常常躺在沙发床上一边品茶、一边深思熟虑，然后做出他生意上的重大决定。

　　他生前就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他虽然是有头脑、有毅力的企业家，只是囿于时代环境，有时难免急功近利，不够稳健。他对交易所冒险大有兴趣，他深知弟弟办事稳健，不肯冒险，认为其不懂市场。

　　筹办申新三厂在无锡买地时，荣德生常常不肯放盘，对方如果出价高，宁愿不买。荣宗敬则认为，只要地好，贵一点甚至高一倍两倍都要，一再叮嘱薛剑明，遇到这种情况，就将涨高的价钱瞒了他弟弟，付在他个人帐户上，让他弟弟知道仍旧是老价钱即可。申新三厂办劳工自治区，荣德生主张因陋就简，只求实用，不求形式。荣宗敬每到无锡，见到办事人总是说：“很好，很好，快些大力扩充为第一。”接下去一句：“我弟不肯用的钱，付在我私人账户内好了。”

　　弟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敢，承认“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也”， 在怀念文章中荣德生说：

　　先兄气魄宽广，大度磅礴，遇事勇往直前，自奉俭约，除生活必需外，全部资财放在扩充事业上，不足则借款为之。余时加力阻，主稳扎稳打，兄辄不顾，力图扩大。因此，一遇逆风，即难收拾。

　　在荣德生看来，人才可以自己培养，机器可以自己制造，然后放手大做，否则就不容易办好。薛明剑记得他还说过，事业不宜集中在上海，上海叫“上海滩”，总有一天要坍，办厂要分散到全国，有一天能出国，到南洋去，那才是真正的事业。

　　在荣家企业内部，人们称哥哥“宗先生”，称弟弟“德先生”。下属曹启东说，“德先生稳健，宗先生冒险。人家不能发展，而宗先生能发展，这是带冒险性的。记得当时收买三新纱厂（前身是李鸿章1888年创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厂）前，我曾陪他去参观。我说：‘人家都说买三新不大好。’宗先生说：‘你要知道，凡事不进则退。’”

　　兄弟俩一个冒险，一个稳健。不过，他们发展事业的进取心是一样的，即使极其困难时，荣德生也主张扩充，他说：“人家看见我们还在不断开厂扩展，欠给我们的钱也就放心了。”这是办企业的一种策略。

　　当年申新九厂工程师龚树标80岁时对记者说：“荣德生也不是说不要发展企业，他主张稳扎稳打，赚了一块钱，搞一块钱的事业，再赚了两块钱，再搞两块钱的事业。哥哥就不是这样，他有一块钱，他要做十块钱的事。所以他们两个兄弟的特点正好是相辅相成，哥哥是雄才创业，弟弟是老成持守。”还有人评价：“荣德生的守业敬业精神与荣宗敬宏观上的高度指挥，心心相印密切配合；荣宗敬的敢于创新冒险，荣德生的善于守业稳妥，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终成一代伟业。”

　　荣毅仁也说，父亲不是不赞成扩厂，主要是认为经济困难，应该先把已有的几爿厂办好，然后再发展。伯伯则认为，多一爿厂，就多一个盈利机会，也就多一个还债机会。他一天不看见锭子，心里就不舒服，常常轻松地说：“债多勿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

　　1932年，荣宗敬夫妇60岁双庆，他担任着21个企业的总经理，正处于人生巅峰。1932年9月1日下午，穆藕初、刘鸿生、陈光甫、张公权、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400多人，从上海乘专列到无锡祝寿，曾为《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写序的穆藕初送他一首诗，前两句是：“商场事业孰如君，果敢精神矫不群。”发表在9月4日的《大晚报》上。荣巷、梅园、锦园，三处寿堂，盛况空前，无锡城中万人空巷。当时物价便宜，一席菜不过10元，但酒席也花费了50400大洋。

　　两年后荣德生60岁生日，就没有这样做，他一生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为座右铭，说灾祸频仍，哀鸿遍地，不愿铺张浪费，力主从俭，只想和亲友故旧小叙一日，所发请柬数额有限，结果上海、无锡等地仍有一二千人来祝贺。寿堂设在荣宅承德堂，早晨吃寿面，中午设宴。他自己则到梅园避寿，终席不见。有记者在“三乐堂”前见到荣宗敬，见他精神很健，扬着浓眉说：“这次诸事都办得简单的，前年他们替我浪费了六七万元，太无意思。现在我们递减费用，至多不过4000元。将来环湖马路动工建筑，几座大桥梁，就预备由个人捐助的。”荣德生把60岁生日收到的亲友寿银大约6万全数捐出，建造沟通蠡湖和太湖的大桥——宝界桥，汽车可以对驶，正好有60个桥洞，被称为“江南第一大桥”。1948年春天，无锡籍著名学者钱穆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那天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他回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这番话可以看做一代实业家的财富观。

　　如今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宝界桥。其实又哪里只是此桥，不说别的，抗战胜利，荣家企业陆续复工，无锡人中传出：“德生先生又回来了，他的大烟囱冒烟了，我们的小烟囱也可以冒烟了。”钱穆说荣德生的人生观和实践一致，在他身上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一面。

　　爱国之心，未敢人后

　　1928年1月，荣宗敬自述从事实业30年，不敢说对国家社会有多少贡献，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自己做得到的，任何艰难困苦在所不辞，也是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而已。

　　1934年8月4日，他在申新搁浅危机中写信给吴稚晖，自称是一个纯粹商人，绝无政治意味，然爱国之心，未敢人后。早在晚清立宪运动中，荣家企业尚无大起色，但已进入江南新兴实业家行列，在“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兄弟的名字。

　　每次抵制外货，他们总是很积极。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罢市响应， 6月中旬，荣宗敬宴请上海的欧美商家，有个书面讲话，谴责日本违反世界公理，政府不良分子措置不良，不顾民心，所以才引发各界一致抗议，他称之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连微不足道的贩夫走卒都表现出爱国诚意，罢课、罢市、罢工十多天仍安静如常，没有一毫暴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荣宗敬当即以总经理名义在三新系统各厂、各部门发出布告，呼吁所有荣家企业同仁使用国货，自6月1日起一律不买舶来品，以此来纪念“五卅”。他在上海总商会的《罢市宣言》上签字，给罢工的工人照发工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多次呼吁抵制日货，草拟计划书递交南京政府。当年10月20日，他写给李济深的信里说，爱国为国民分内之事。12月13日，荣德生等103人在无锡发起“国难自救会”，相约三条，其中第二条是：

　　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对于一切有碍社会利益、违害民权之势力，共抗争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停市3个月，申新在上海的7个厂先后停工，其中申新九厂停工759小时，损失惨重。无锡申新三厂给前线将士送去香烟5万支、面包600只，茂新面粉400包。当年4月，上海各界名流给洛阳国难会议连发歌电、蒸电，提出革新政治、抵抗外侮的要求，荣宗敬、刘鸿生、穆藕初这些实业界头面人物都列名其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后来又捐出两万包，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

　　卢作孚受迁厂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之托，赶到无锡面见荣德生，希望将工厂迁到大后方，最后只迁出了一家公益铁工厂。10月9日起，日机不断空袭无锡，堆栈被炸，工厂停工，看着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以节俭守成著称的荣德生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他不断写信给上海的哥哥报告无锡方面的损失。

　　上海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申新八厂号称“五新”，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日军轰炸机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484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分别占了32.9%、51.4%、10.4%，2/3的荣家企业没了。12月，茂新一厂、申新三厂被炸，荣家的发祥地茂新变成一片瓦砾。

　　在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难临头，他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他悲愤交加，有一天读着弟弟无锡来信，他突然脑溢血倒下，挡车工人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2月29日，租界沦为“孤岛”之后，出现一个宣称完全慈善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荣宗敬是发起人之一，他申明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这个新组织没有政治性质，只是想自救，并帮助租界难民回到家园，重操旧业。他对《大陆报》记者这样说。正是这种迫切愿望使他走出了这步险棋，当时，有朋友担心这个协会是否有“维持会”性质，劝他莫坏了一世清白。他认为只要宗旨纯正，不问结果。“我的事业这样多，而且大部分在战区，我不出来维持叫谁来维持？”第二天，“协会”中最活跃的南市电气公司总经理陆伯鸿遭暗杀，“米大王”顾馨一受到威胁。随后，他也收到一封署名“一个不愿做亡国奴者”的来信，实际上是警告，住宅周围被监视起来。儿子荣鸿三成天陪着他，朋友、弟弟都劝他不宜再留在上海。

　　1938年1月4日夜，65岁的荣宗敬悄然出走香港。

　　客寓他乡的荣宗敬，竟一病不起，1938年2月10日，他在香港不情愿地合上了双眼。

　　一星期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发布褒扬令：

　　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著，民生利赖。是次日军侵入凇沪，复能不受诱迫，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

　　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哥哥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他常常通宵失眠。

　　世态炎凉，荣宗敬故世的消息传到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之方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由于寝食难安，忧虑过度，他在汉口病了一场，1938年5月24日才来到上海租界，次日他到总公司办公，想起哥哥在世时的一切，不觉黯然神伤。他与银团达成共识，将申新每月盈余分为三成，一成还银团，一成还诉讼和解的各钱庄欠款，一成还无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维持总公司开支。

　　抗战进入第三年，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开工，荣德生始终不答应，说：“宁可毁灭搬空，决不合作。”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八厂的产权，他严词拒绝，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

　　心正思无邪

　　意诚言必中

　　从1938年到1940年，上海租界的“孤岛”经济有过一个畸形的黄金时代，申新二厂、九厂出产的“金双马”大大获利，福新面粉二、七、八厂也连年盈利。申新九厂成了当时最大的华商纱厂，“双马”棉纱成为市场标准纱，“双马”栈单成为投机市场的交易筹码。从1939年到1940年，申新、福新几个厂已还出6000万元债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1942年启封时遇到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000万元只要1000万元，申新乘机还清所有债务。1942年7月2日，银团在《新闻报》刊登公告，宣布全部退出，申新企业完全回到荣家手里。

　　荣德生大为喜悦，“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荣宗敬故后，第二代和第一代毕竟不同，熟悉内情的人回忆，1949年前，大房荣鸿元一家从华贵的大轿车到旅行轿车、吉普车、货车，应有尽有，去中外富人常去的虹桥俱乐部玩乐不过瘾，在虹桥路自建了大花园，几乎每天下午和周末都要到花园别墅去，常在那里请客，请客的杯盘、菜肴都是在市里准备好了派专用汽车送的。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荣鸿三的住宅。

　　1948年9月4日，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但荣鸿元还是被关押了77天，幕后交易进行了70多个晚上。到11月18日开庭宣判6个月监禁，缓期2年。荣鸿元元气大伤，出来不久就携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撤离大陆，去了香港。

　　现在，荣家在上海的唯一纺织企业——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还只有十几年历史，厂门前挂着美国星条旗，大门内有董事长荣鸿庆手书的厂训，今日的申南已不再申新当年的气派。

　　然而，直到古稀之年，荣德生还有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元实业公司”系统。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而是事业家。1942年他替国家拟订“大农计划”，主张在甘肃、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工、农、牧、学并举。午夜梦回，他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对于成功，他有自己的理解，1934年他在豁然洞读书处同学会成立会上说，百工百业都可以成功，并非只有挤在政治一条路上，成了达官显贵才算成功。他在1946年绑架脱险后说，国人说他是大实业家，他不敢当，如果能再尽力10年，将理想一一实现，或许可以言大。大多数国人没有远大目光，以为他饱暖坐食，终生都已足够，何必再赚钱，而不知他的抱负，就是要办大规模的事业。所以，他一辈子都不骄矜，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荣家兄弟常对子侄辈讲“有力量要贡献社会”，这里面既有父亲荣熙泰对他们的影响，父亲临终前嘱咐他们，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更有张謇这个榜样对他们兄弟的影响，荣德生平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四先生。1928年3月，虞洽卿为《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写序，开首就是：“吾国之所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

　　1914年，荣德生在北京初见张謇，谈及中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所以和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自己的立场也都站不住，商会以后应注意倡导研究法律。30年后，他仍清楚地记着这次谈话的内容。

　　从1916年起，荣氏兄弟发起资助修建荣巷直达梅园、全长9公里的开原马路，1918年出资修了无锡火车站到锡山、惠山的通惠路，长3.8公里，到1929年荣氏出资修筑道路合计已有80多里。1922年荣德生参与组建江锡长途汽车公司，最早的“开原公共汽车公司”也是他们在1928年发起的。此后，荣德生还独资发起“千桥建筑会”（简称“千桥会”，又称“百桥公司”），在无锡、常州、丹阳、宜兴等地城乡，捐资建造的大大小小的桥至少有上百座，现在找到的有102座，其中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42座，最有名的是1934年造的宝界桥。

　　这种追求本身已不是传统的善举、回报社会那么简单，两位无锡学者张铁民、陈明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这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工业化时代企业家带动社会转型的体现。

　　荣氏兄弟知道人才是事业的基础，人才的盛衰关系到国运的隆替。1906年，荣家兄弟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创办第一家公益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到1915年的不足10年间，他们在荣巷、梅园等处，共办了8所男女小学。公益第一小学规章开首明确：本校由荣宗敬、德生昆仲独资创办，故定名为荣氏私立公益第一小学校，贫寒子弟可以免费。他们的办学成绩受到社会肯定，曾获得教育部的一等金质褒彰。1921年8月26日，陶行知陪同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参观。“安得如君千万辈，全华儿女作干城。”康有为以这两句诗赞美他们的办学。

　　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前后用去25万元。开校时，钱基厚在祝词中称他们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可与南通张謇相比。学校重实践，荣德生手书“和平耐劳”四个字作为校训，勉励学生“求实学为实用”。

　　看看当年商科学生的论文题目，可能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都会惭愧、惊讶，宏观如：《解决今日中国实业问题》、《关税自由权》、《进货出货概论》、《论中国实业不振之原因及救济之方策》、《银行与实业之关系》、《我国货币制度亟须改革议》、《生产论》等，微观如《旧式簿记与新式簿记之比较》、《商标浅说》、《广告论》、《推广商品销路之方法》、《无锡兴办商埠论》、《宜兴之陶业》、《银行实习谈》。当然也有与商业本无直接关系的论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自由平等真解》等。

　　这些论文出自中学生之手，荣德生大概不会失望。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公益校友活跃于无锡工商、新闻、教育、劳工各界，无形中形成了当地很有影响的“公益派”。

　　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荣德生早有这个心愿，1947年10月27日，江南大学开学典礼在荣巷临时校址举行，他致辞说，远在1916年到1917年间，他和吴稚晖同游太湖，吴认为在湖滨兴学最理想，他很赞同，过了20年，这个理想才得以实现。

　　为办好江南大学，荣家重金请教授，上海、南京不少教授到这里兼课，每周风尘仆仆地赶来。专职的如钱穆（文学院长）、金善宝、牟宗三、韩雁门、唐君毅（教务长）、朱东润等教授，他们待遇优厚，授课钟点费比一般大学高出1/2，还有小车接送，荣家把荣巷、梅园的宅子给教授住。

　　荣德生给学生讲话，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不必好高骛远，力戒好大喜功，要脚踏实地，从头做起。事实上，“实”并不是简单地叫学生追求狭隘的实用，江南大学的人文空气就非常浓厚，从1948年3月8日开始，在学术讲演周会上，学生有幸聆听钱穆演讲的《文化及人生》、《中国文化之精神》，还有唐君毅、牟宗三等教授讲文化、哲学和人生，先后办了12次。哲学家许思园教授夫妇一直住在梅园著书立说，每月领500元薪俸（一般教授只拿三四百元），从来没有上过课。

　　1952年10月29日，存在了5年的私立江南大学终在院系调整中消失。

　　解放前夕，国内局势对民族企业家们来说并不明朗。荣毅仁坦言自己当时曾左右徘徊，举棋不定：

　　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荣德生认为自己一直服务工商界，从未参加过政治，坚持留在国内。1948年下半年，申新三厂部分机器正准备拆迁台湾，荣德生一听说，就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搬回来。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考察。无锡易手前后，他每天乘包车在街上露面，表示自己还在无锡。儿子荣毅仁说他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从未出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开手创的事业和；三是绑票的伤痕尤在；四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战后的一些措施不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他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在1948年12月8日的私信中，他对国民党百分之百不上轨道，“抽税之狠，不知人困”深恶痛绝，1947年曾愤然写下“课税横征猛于虎”的诗句。所以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1949年，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访问记发表在10月17日、18日的《文汇报》上，黄裳看到他“上身穿着白粗布的小褂，下面是灰士林布裤子，扎着裤脚管，一双布鞋，精神很好。”他的房间里，“从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报纸包着的旧书。”那年他已75岁。

　　1952年，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热衷风水的他亲自选的，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周围种了他喜爱的梅花，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一只他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文革”期间荣德生之墓被毁，遗骸无存，两件陪葬品下落不明，1984年按原样重修的只是个衣冠冢，墓碑上是画家刘海粟题的：“中华实业家 梅园主人 荣宗铨先生之墓”，里面放着一件荣德生穿过的衣服，一册他手书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至此，荣氏家族创业一代，谢幕。（未完待续）

　　

　　光环背后的童星

　　近一段时间，鲁比娜·阿里·克兰施的名字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这名印度童星因出演《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在今年奥斯卡颁奖之夜大放异彩，而随后所爆出鲁比娜的“家庭剧”更是引起社会对儿童成长问题的关注。

　　在影坛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儿童形象，因此他们的童年除了单纯和快乐，还得到了同龄人所没有的名气和财富。但同时他们也是失去童年的一群孩子。他们在人们心中是天使，是同龄人模仿的偶像；他们成了电影产业票房支柱，有的走上光彩夺目的领奖台。他们呈现着别样的精彩，能轻而易举地占尽成人演员的风光。

　　然而生活的大幕也徐徐拉开。除了幸运、鲜花和掌声外，围绕着他们的是自身成长的诸多现实问题，有青春期的烦恼、无孔不入没事儿找事儿的媒体、利欲熏心的电影公司、见钱眼开的父母、纸醉金迷的娱乐圈以及自身形象的改变。而他们需要有比电影中塑造的形象更大的智慧和更坚强的心态才能够涉过这些激流险滩。本期特别策划我们选择了在电影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四位童星，希望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路，给同龄成长中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带来一点成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