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中国与东盟10国将享受到“零关税”带来的便利与实惠。与此同时，东亚乃至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自贸区的建成而得以加快。

　　地图上，东南亚海陆岛礁的分布形状很像汉字的“遇”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崑亦发现了这一奇特的形状。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形象地将中国和东盟比作是生活在一个森林里的大象和小鹿。东盟这头可爱的小鹿要学会同中国大象共舞。

　　8月15日中国和东盟在曼谷签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TA）《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真正实现了“共舞”，经过20年的历练，中国—东盟自贸区将于2010年初如期全面建成，一个拥有世界上消费者最多和覆盖面积最大的经济一体化大市场呼之欲出。届时，中国与东盟各国间93%的进出口产品将实现“零关税”。

　　这个“零”来之不易。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东盟原本是一个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地区，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开始了和东盟的全面合作。1991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此后，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秘书长许宁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着重指出，“当时东南亚国家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的态度，顶住了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东盟的好感和信任。”

　　许宁宁说，如果人民币像日元那样大幅贬值，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利的，但会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构成严重影响，“中国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在关键时刻，拉了东盟一把，这使东盟国家转变了对中国的既往看法。”

　　另一个大背景也促使东盟向中国靠近。中国加入WTO时间的临近，让东盟国家看到了未来的一个新兴大市场，但同时也担心到时资本会大量流入中国，而冷落东盟。“中国看到他们的忧虑，于是主动提出和东盟合作，避免以后外来资本选择谁的问题。”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蕴岭曾经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前期可行性调研工作。据他介绍，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中国做好巨额逆差准备

　　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见中国的决心和诚意。2001年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宣布将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媒体记者站起来提出疑问，并说“10年内不可能建成”，朱镕基的回答是“也许只需要5年”。据许宁宁透露，当时朱镕基还对中方人员说，我们要做好2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准备。

　　计划宣布之后，东盟仍有担心，害怕开放市场后，中国产品大量进入令自己被动。为打消东盟的疑虑，中国在2004年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即在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前，先期给予东盟国家一些现实的贸易利益，不对等地开放农产品贸易，使东盟国家感到与中国建立紧密经济关系以及开放市场大有裨益。启动早期收获计划后的2004年，双边贸易即突破1000亿美元目标。

　　“也就是先给东盟一点甜头，让他们觉得和中国合作大有好处。”张蕴岭评论说。

　　其后的谈判也在曲曲折折中向前。“不是太顺利，例如在货物贸易谈判时，涉及到各自国家国计民生的敏感产品，大家都要保护，”张蕴岭说，“因此很多外国人批评说，这是不完全、不正规的协议。但这是发展中国家在遵守WTO规则下的创造，应当理解。”

　　东盟和中国合作之后，受惠颇多。许宁宁多年来奔走于东盟各国之间，深深感受到东盟的变化。

　　“东盟感觉良好，中国和它搞了‘10+1’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日本、韩国也跟上来和它搞‘10+1’，这使东盟成员国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许宁宁称，“东盟的凝聚力得到增强。”

　　此外，东盟一体化进程也得以加快。据许宁宁介绍，东盟10个成员国，差别很大，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是和中、日、韩等国合作后，他们自己意识到，必须尽快弥合内部差距，达成共识。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富国照顾穷国。”

　　张蕴岭说，从1968年到现在，东盟摸索出了合作发展的东盟模式，“很聪明，东盟本身没什么资源，现在通过‘10+1’、‘10+3’、‘10+6’从外部获得资源。”

　　但张蕴岭认为，东盟变不成欧盟，“这么多年来，东盟的确是一直往前走，由一个对抗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协调发展的地区，现在则变成了具备一定管理功能的地区，不容易。但东盟很难变成欧盟。这个地区差别太大，还有不少矛盾，不可能做到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管理。”

　　“发展中国家的自贸区同发达国家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略高一级。”社科院亚太所东盟问题专家王玉主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落成，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东盟各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自贸区的扩建进程，在多年自由贸易实践的基础上，加之各国市场自身的发展诉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水到渠成。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双边政治上互信的增强。迄今为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从缅甸到老挝到越南，长达4062公里的边界问题全解决了。紧接着又解决了中国与越南的海上划界。2002年又与东盟国家签署了不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8年岁末，中国政府宣布任命资深外交官薛捍勤为首任驻东盟大使，中国和东盟关系又一次升级。

　　谁来主导东亚一体化

　　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1”自贸区的陆续建成，以及中日、韩3国自贸区的谈判启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走上轨道。

　　目前，无论是在“10+1”，还是“10+3”以及“10+6”中，东盟都强调其主导权。“中国对此是支持的，但日本态度微妙，”许宁宁说，“东盟—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曾对我说，应该由日中两国来主导，并且认为目前是中国在背后操纵东盟。”

　　张蕴岭介绍说，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于1977年8月出席第二次东盟正式首脑会议，并与东盟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谈。当时，福田首相发表演说提出日本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后被称之为“福田主义”。此后，日本就开始加深了和东盟的合作关系。“日本在东南亚经营多年，一直以来是对东盟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对东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当然不愿意看到其地位被中国取代。”

　　由此，张蕴岭对东亚一体化的前景感到有些忧虑，“如何实现从‘10＋3’向‘东亚’机制过渡也是一个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东盟对这种转变并不太热心。东盟显然担心转变到‘东亚’会削弱其主导权，‘大权旁落’。同时，即便过渡到‘东亚’机制，也有一个‘领导者’的问题。中日都是这个地区的大国，然而，其中任何一方起领导作用都难以被对方接受。没有中日之间的真正合作，东亚地区合作，包括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就不可能成功。”

　　不过张蕴岭说，有人提出，东亚合作进程需要摆脱传统的领导者观念，要根据东亚的实际情况确立“功能或领域领导”的方式，“这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另外，近几年印度崛起也给东亚一体化增加变数，“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东亚一体化把印度排除在外也不可能，将来得考虑把印度纳入进来，那就不是东亚、而是整个亚洲一体化的问题了。”

　　张蕴岭：“大象”难当 中国责任重

　　中国—东盟自贸区即将建成，东亚一体化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如何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国力迅猛提升的担忧，如何担当大国责任以及处理好东亚主导权，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蕴岭，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智囊之一，对这些问题颇具发言权。

　　“大象”要担当更多责任

　　时代周报：中国—东盟自贸区明年初就建成了。您作为它的理论倡导者和实际推动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蕴岭：很高兴看到将近20年来的努力，终成正果。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势必极大地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双边的政治互信。同时，对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自贸区合作产生积极示范效应，有助于东亚一体化进程。

　　时代周报：有人评价说，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此您怎么看？

　　张蕴岭：的确，从创建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时起，中国的外交开始主动出击了。过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只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力图被动地保住稳定的环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主动构建稳定、和平与合作的环境。

　　时代周报：中国是怎样让周边国家对我国政策的转变有实际的感受？仅仅靠诚意吗？

　　张蕴岭：当然不仅是诚意，因为中国可以给别国提供更多的利益。比如和东南亚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搞“早期收获”，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实行单边让渡，不要求他们对等开放市场；向非WTO国家提供WTO国家待遇等等。还有，中国改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边境经贸发展区，主动推动许多倡议，使周边国家感觉得到实惠。

　　时代周报：周边国家情况各不相同，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

　　张蕴岭：中国持续发展，实力上升，给周边国家带去三个影响，一是提供利益，二是造成竞争，三是增加影响。中国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国利益，但是，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猛，在有些方面，别国往往应付不了，来不及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使得他们陷于被动。这需要中国理解，并且采取适当措施。

　　时代周报：这个层面，您能否详细谈一谈？

　　张蕴岭：比如一个人走路，也可能产生善意的碰撞，对别人造成伤害。中国发展很快，竞争力很强，别的国家应付起来不容易，有时在他们国内也可能会产生政治、社会上的问题。我有一位泰国朋友说，你们是大象啊，我们只是小动物，你们只是善意地动一动腿就会踢到我们，一踢到我们，伤口就很大。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外国人经常反映，我们刚适应了中国的节奏，中国又起了变化。我就说，变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处在调整期，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

　　有外国朋友问我，表面上中国周边国家都说和中国相交很好，实际上却互不信任，这是不是事实？我回答说，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要和中国交往，因为有实际利益存在，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的利益多重运筹，防备中国。用得最多的策略是hedging（杠杆），两面讨好，多方讨好。

　　冷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可以多重选择，选择空间增大了。中国要善意地看待这个变化。以更宽广的胸怀看待周边国家，实行更宽容的政策。

　　美国要学会接受现实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希拉里高调亮相东盟区域论坛会议，一些东盟国家表现得很高兴。您怎么看？

　　张蕴岭：东盟对中国在政治上还是有顾忌的，尽管我们这些年加深了和东盟的合作，并构建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毕竟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庞然大国，并且就在身边。另外，东盟一些成员国在南海上和中国有争议。他们很希望有其他力量来平衡中国。这其实也是东盟一贯的战略，就是“小国推大球”，把大国引进来对话，彼此牵制，从而保证东盟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时代周报：前几天，基辛格撰文分析新型中美关系时称，不赞成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冷战思维的“遏制”，同时也提醒中国不要有组建亚洲集团对抗美国的企图。我们和东盟的合作，有这个企图吗？

　　张蕴岭：应当说，起初是有的。冷战结束以后长时间内，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中国需要找一些平衡的力量。我们搞区域合作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是为了缓解和美国的关系。过去是美国的朋友，我们就不去发展，后来转变观念了，是美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做朋友的。

　　我经常对美国人讲，中国搞区域合作，是在不改变现状的前提下，发展新的关系，不是为了对抗美国。但毕竟存在一个天平向哪边倾斜的问题，美国人担心有一天天平过分地倒向中国。不过从中国方面来说，现在的确更多的是考虑区域合作共赢，对抗美国的因素在降低。

　　时代周报：美国重回东盟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张蕴岭：现在还不清楚它的下一步。不过从它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事上，可以看出它的决心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其中有一条是承诺不使用武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破天荒的。美国的军队在全世界，从来没有承诺过不使用武力的。武力解决问题是它们习惯使用的手段。

　　时代周报：最后一个问题，请您评估一下东亚一体化的前景。

　　张蕴岭：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东亚一体化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可能永远实现不了欧盟的模式。主要是这个地区，矛盾太多，大国间缺乏政治互信。例如中日韩3国自贸区，进程就太慢，官方支持的专家研究进行8年了，还是原地踏步。最近日本方面放风出来，希望提升中日韩自贸区的研究层次，让官方人员参与进来。我认为，东亚合作得先易后难，哪里容易就先从哪里干起来，总之是要少喊口号多干实事，一步一步来。

　　货币战争：

　　人民币亚洲发力

　　“东盟是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境外区域范围之一。2008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311.2亿美元。这个金额如果以人民币结算，超过1万亿的规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宏伟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随着中国和东盟《投资协议》的签署，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等话题随即被热议。这其中，人民币与占据亚洲多年的日元、美元的竞争无疑更被关注。

　　美元暂难撼动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今货币格局下，美元的强大地位暂时无法撼动，人民币面对的主要竞争对象是欧元和日元。

　　经常往来于东盟国家的中国商人陶泽普印证了这一说法。

　　在缅甸与柬埔寨进行商业合同的签订，陶泽普表示，使用人民币结算目前还不现实。尽管小商贩们可以在一定数额范围内接受人民币，但如果谈到商业合同，美元目前还是绝对的结算货币。“一是人民币结算并没有成规模，目前也缺乏进行人民币结算的现实环境。二是，尽管美元存在贬值风险，但是市场对它的信心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一个现实的因素是，东南亚国家尚无足够的人民币储备。

　　胡威是中国一家大型能源企业的国际开发负责人，常年与越南国企进行项目谈判的他告诉记者：“早在中国与东盟签订自贸协议之前的好几年，人民币已经可以在越南很多地方，如商场、大首饰店使用了，但并不普遍。”

　　谈到企业间的项目协议签订，他马上表示，“肯定还是选择用美元结算。越南并没有大量持有人民币，如果我们跟越南大型国有企业计价时使用人民币，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民币储备。”

　　人民币逐步走出去

　　胡威表示：“使用人民币计价，我感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至少要5年的时间。”

　　这一看法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的分析不谋而合。

　　陈凤英认为，货币国际化有它的自然法则，金融格局的裂变并不一定跟随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具有滞后性。货币国际化不可一蹴而就。她认为：“贸易—投资—储备，这是实际可行的路线。”至于向东盟进行人民币结算“突破的路线”，她分析认为，东盟10国中，有新老之分。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4国是东盟新成员。陈凤英表示：“中国在货币结算上可以在东盟采取先新后旧的路径，抢占时机，跟原来与美国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首先进行尝试，原来处于美元区的国家适度后移。”

　　除去贸易结算的实际需要，文化认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在东亚区域内，客观上存在一个以华人为中心的经济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似性这一方面。”东北财经大学的杨菲在文章中称。

　　此外，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一个国家承担相应的巨大责任。日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提出要将日元国际化，但是它实际上连区域化都没有成功。“日元不断贬值，使得人们对它丧失了信心。”陈凤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