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去年爆出的湘西集资案，王东京认为有从体制上反思的必要。企业向社会公开借钱本身并无不妥，在西方国家企业发债早已有之，而且司空见惯。所不同的是他们有法可依，大家都照规矩办。可在中国，企业发债被绝对禁止。

而难题在于，政府不让企业发债，不等于企业不缺钱，企业缺钱又告贷无门，非法融资想堵也会堵不住。企业选择社会集资不过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由于有交易成本存在，一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仅上市无望，就是贷款也难于登天。可企业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被逼无奈，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转从民间融资。湘西集资案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应当吸取：第一，企业发债并非洪水猛兽，不必谈虎色变，政府与其“堵”还不如“疏”；第二，为防止企业发债一哄而起，当务之急是要抓紧立法，否则没有规矩，免不了有人会从中浑水摸鱼；第三，监管当局应担负起风险预警的责任，对营私舞弊或渎职者一律从严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