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繁荣的、物质财富充裕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和开国者们的理想和追求。透过60年的历史跨度，中国人民获得财富、失去财富、恐惧财富、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的历史，我们看到，任何个人的财富增长和变化，无不跟当时的经济制度紧密相关。

　　60年来，“姓社、姓资”的讨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财富道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人终于可以自由追求财富，享受财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中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拥有了他们的父辈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更多的人拥有财富，让更多的人拥有平等地获得财富的机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进入下一个财富里程的奋斗目标。

　　黎明村土改记事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令中国农民较为均衡地拥有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力也因此获得极大解放。这种农民对土地产权和收益权的享有状态，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化之前

　　本刊记者/杨中旭

　　“共产党在农村的那些事儿，没有我没掺和过的”。贫农出身的杨宝瑞说。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的村民杨宝瑞，今年已经82岁。年轻时，杨宝瑞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领导过村里的土改，后来还担任过村支书和农信社主任。

　　如今，他依旧住在生他养他的黎明村——从南五环上京开高速，南行40公里，在与河北接壤的大兴区礼贤镇出口左转向东，远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于此。 回首人生路，杨宝瑞老人说：最快活的时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身贫农的他，额外分得6亩耕地，等于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粮。 吃糠 “又是糠饼子”！记忆里，杨宝瑞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亲。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秋收的喜悦早已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对糠饼子的“反胃”当中。母亲把小麦壳磨成的糠，混上麸子(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再拌上杨宝瑞兄弟3人挖来的野菜，点火蒸成糠饼子，全家7口，一年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候靠这个充饥。

　　杨宝瑞当时精瘦，而肚子却因为糠饼子胀肚而浑圆。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动辄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饭之后，肚子胀得难受的杨宝瑞只好出门遛弯儿，盼望着走着走着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嗓眼儿里不住地从胃里反上来糠饼子的酸气。

　　遛弯儿的时候，杨宝瑞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十六七岁以后，渐渐懂事的他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亩薄田，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也就是能打上来四五斗棒子(玉米(1743,-3.00,-0.17%))(一斗合30斤)，150斤顶天了”(如今亩产10倍于往昔)。通算下来，一家7口(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来的口粮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只有7两粮，“除了吃糠咽菜，还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杨宝瑞说。即使是糠饼子，也有断炊的时候。进入5月，旧粮已经吃光，新粮还没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节到来，父亲就会去找地主韩德善借上两三百斤粮食。日子再苦，也总有游手好闲之人，村里设有赌场，老板正是韩德善。杨宝瑞的父亲替韩老板看场子不要钱，杨宝瑞兄弟3人则去给村里的3户地主当长工还债。

　　“我父亲和韩德善的关系不错，利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家还算过得去”。杨宝瑞回忆。有些农民则没有这般幸运，“青黄不接”时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利三分，利滚利越滚越多，只好等丰收时拿口粮抵账。通常情况是：如果你有3亩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亩半的粮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长，村里还真有两户人家因为好赌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彻底沦为雇农。这些事，杨宝瑞都是听父亲等老人讲起，说还有更惨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好把女儿给地主卖做童养媳，地主付账的方式是3亩薄田，“等于告诉女孩子，你父母有饭吃了，甭惦着了”！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说。

　　进入1945年，撑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18岁的杨宝瑞已经成年，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谋变在第二年，大批共产党干部进入杨宝瑞的家乡，不安分的杨宝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装，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轮手枪。父亲很是担心，劝他老老实实务农，杨宝瑞不肯回头，说“你就当家里没有我”。

　　在1946年底，共产党曾经一度控制了杨宝瑞的家乡礼贤镇，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土改随之拉开序幕。杨宝瑞毕竟年轻，甚至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反复拉锯也已拉开序幕：国民党重回礼贤之时，往往又伴随着地主和富农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粮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的8个年轻人，也被“下了枪”。共产党地下武装领导人、一位姓冯的书记秘密把杨宝瑞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勉励大伙儿别泄气，“将来还要用你们”！杨宝瑞没有想到，用得着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土改，自己则成了村里青年队的队长。

　　此时已经是195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3月有余。5个身着军装的干部进入黎明村时，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儿，这就是土改工作队。动员工作拉开了序幕。对于这一轮土改，中老年村民积极性并不高。一来，他们的消息闭塞，担心国民党去而复来；二来，上了年纪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对分别人的地、拿别人的东西并不认同——甚至土改之后，韩德善等地主的家门口，还时常放着收割后的棒子-一些农民认为，这些地还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割了而已。但年轻人不信邪，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快，杨宝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队选中了韩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开始在数九寒冬里每日上课，听众是自带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课内容则是《土地改革法大纲》。这是杨宝瑞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年代久远，他却还记得授课的大概内容：(我看毛选、薄一波回忆录等书，中间不动两头平中间一直没有逗号)中间不动两头平(不动中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那时候的村民普遍不识字，所以院子里也没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队口传身教，一教就是一个月。反复讲解的难点是阶级的划分。雇农和贫农好理解，可中农、上中农和富农的界限在哪里？富农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牵扯到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队的5名军队干部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杨宝瑞还记得，土改工作队告诉青年队的成员们：富农的出租地，不要动。 分地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层也正在为此展开争论。从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5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则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因为有出租即有剥削)。

　　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普遍持有这两种意见。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都是要保留富农经济的。”但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为富农出租土地的争论作了注脚：“在两年前(指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战争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于地主、国民党一边，而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

　　这说明，对待富农出租土地的态度和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个基本的变化。195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黎明村土改，因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农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杨宝瑞领导的青年队一家一户地核查土地，与农会领导成员、土改工作队的军队干部反复磋商，最终贴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颇有些现代的行政决议与复议味道，因为“第一次张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反复告诫青年队，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这一条在黎明村的杨宝瑞们身上被执行得很彻底。村里的3户地主和其他富农，“并没有什么抵抗”。杨宝瑞说。村里一位叫做刘瑞山的老人回忆，其实，一些富农在土改开展之前，已经把部分土地转手，一些富农也变为“自给自足的中农”。无形之中为土改减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这一轮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结束。杨宝瑞全家多出了6亩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杨宝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着小调，“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大伙儿都有小调哼着”。

　　土地改革两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 杨宝瑞至今还记得1952年的春节，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组织高跷队、亲自上去踩、几乎闪了腰的往事，“真是从心底里乐开了花”。

　　即使是30年后同样引起生产力大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杨宝瑞那种归属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为它完全为我所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杨宝瑞再也没有找到土改之初从土地上得到的强烈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