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进步，已经可以保证不需要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技术如何能以一种发展中国家付得起、用得上的方式转让。

　　昨日，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在参加“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议间隙接受CBN和联合国电台的联合专访时表示，气候恶化的现状是发达国家200年的发展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就“被减排”，这从道理上讲不通，也是不道德、不公正的。

　　CBN：现在离哥本哈根会议只有几个月时间了，现在欧盟国家已经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150亿欧元的援助，当然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在减排目标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那么请问沙秘书长，在最后几个月的冲刺阶段，各方能够平衡利益方面的关系，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沙祖康：如果我要是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目前是尖锐对立的，而且这个僵局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出任何可以打破的希望。减排是气候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融资和技术转让是解决减排、应对问题的直接手段。根据巴厘岛路线图的规定，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造成的，规定上讲得很清楚。必须要建立共同的责任，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同意的，但是现在一些国家在“赖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发展中国家要作贡献，发达国家也要作贡献，但是发达国家必须要带头，要出钱、出技术，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要有约束，国家应该采取行动。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这个特点，它是没有边界的。

　　我还有一点要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必须要共同合作，找到一些共同点。我相信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到的，像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在增加能效方面，在植树造林方面，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提议召开一次会议，大家都愿意参加的原因。如果各国领导人都能够作出承诺，我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成功。

　　CBN:发达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可以在环境保护上把标准放低些，以便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发展中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沙祖康：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矛盾，我们首先要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其他的问题都无从谈起了，我们也无从解决环境问题。同时，当你发展的时候，必须要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你可能认为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也进一步应用到发展过程中来，所以我们可以既发展，同时又不需要牺牲环境，以一种绿色发展和增长的方式（向前走）。另外也可以使用清洁能源，让我们进行发展，同时又是保护环境的。我觉得整个世界正是沿着这么一条道路前进。

　　CBN：如果气候变化框架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联合国以及中国政府有没有准备一套替代的方案来应对？

　　沙祖康：因为时间很短，问题很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缺乏信任，要短短几个月之内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很难。但是依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要求和精神，根据巴厘岛路线图的要求和精神，可以就将来如何实行减排先达成原则共识，进一步提出应该就哪些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达成这样的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尽管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国际社会仍然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以及相对其他问题而言相当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由于牵扯到各国能力的不同和许多具体的困难，各个技术指标达成明确的协议有一定困难。但是不排除一些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自愿的减排目标。

　　我认为，不论是否达成协议，中国政府都将按照自己的政策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来切实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CBN：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这次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重点是气候变化问题，他希望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起到带头作用。您认为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在此方面引领全球的企业，通过投资绿色低碳经济来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的增长？

　　沙祖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国际规则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要在竞争中引领全球企业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在一些领域，如太阳能，中国企业具有优势。中国企业能否走到前列，起到引领作用，取决于中国企业自身的努力、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CBN：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气候变化中面临哪些挑战？

　　沙祖康：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气候变化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科技实力也相对薄弱。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必须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由于国际环境空间——即可容纳二氧化碳的空间——基本被发达国家占有完毕，这使中国的发展面临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发展需要能源，中国主要的燃料是煤炭，而化学能源的使用必然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中国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减排是非常困难的，要“两项任务一肩挑”。

　　发达国家有技术和资金，可以做到。中国不行，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中还不算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处于中等以下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发展的压力还很大。如果发达国家既不提供资金，又不提供技术，还让我们在发展的同时承担减排的义务，那么我们是很难做到减排的。

　　因此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公正合理的条约，既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也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来看，减排的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技术如何能以一种发展中国家付得起、用得上的方式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这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他们（发达国家）说由于知识产权的原因，我们不能免费或者降价提供技术，却要发展中国家减排。“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气候恶化的现状是发达国家200年的发展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刚刚起步，就“被减排”，这从道理上讲不通，也是不道德、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必须公正，所以我们倡导合作。这就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面临的主要问题，即融资和技术问题。

　　但是无论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气候变化是没有国界的。因此对全人类来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除了合作没有别的路可走，否则大家都会面临灾难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