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4日电（记者谢鹏　刘洪　丁宜）沦陷于“百年一遇”危机中的世界经济近期似乎否极泰来。复苏的言论已不绝于耳，复苏的证据也在不断出现。然而，眼下的复苏也许只是危机后低水平上的“超跌反弹”，世界经济是否已重回可持续复苏之路，目前难有定论。

　　一重迷雾：金融紧缩松几许？

　　随着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其后，金融、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引发产业领域的“去库存化”，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导致总供给急剧调整，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降临。

　　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急速收缩使世界经济深度“缺血”。不过，在雷曼引爆金融危机一年后，从主要资金和风险价格看，紧缩情况已大为缓解。

　　作为市场浮动利率基准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ＬＩＢＯＲ）目前已处在历史最低水平。一年来，ＬＩＢＯＲ变化巨大。3个月美元ＬＩＢＯＲ的峰值出现在去年10月份，达到4．825％，目前则大幅回落到0．325％左右的水平。另一个核心指标ＬＩＢＯＲ－ＯＩＳ（隔夜指数掉期）息差也从一年前364个基点的历史最高位降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界定的25个基点以内正常区间。

　　在经历了2008年的极度风险厌恶后，最近半年来资金的风险偏好逆转明显，瑞银集团最新公布的全球风险偏好指数已经回升到“倾向尝试风险”区域，接近危机前的水平。随着市场条件好转，中等规模的并购消息近期不断传出。

　　资金由紧转松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全球各主要央行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市场由此获得充足的流动性和信用注入。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下可以看到金额庞大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和商业票据等，这意味着众多机构通过向美联储出售或抵押这类风险资产获得大量资金。在银行系统主导的间接融资渠道并不顺畅的情况下，随着市况好转，美国深广的资本市场也为其他方式的融资提供了条件。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美国银行类机构的状况仍不乐观。虽然第二季度美国各主要银行业绩环比有较大改善，但其背后是会计准则变化、坏账特别处理等因素。目前，银行体系的整体资本充足率依然不足，“有毒资产”仍悬而未决，过去曾创造超额利润的盈利模式无以为继，商业地产和信用卡领域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头。这些都使银行系统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怀疑。

　　从美联储最近一期的银行高级信贷主管调查中可以看出，多数银行仍在、并将继续对企业和个人借贷维持高门槛。同时，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和财富缩水等因素，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欲望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目前，如何看待金融信贷因素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各界存在分歧。瑞银集团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毛瑞·哈里斯认为，银行系统问题不会明显阻碍美国的经济复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银行体系对任何经济体都举足轻重，如果不能恢复正常，就会限制货币供应的乘数效应。各央行输入的大量资金“血液”就不能顺畅反复地流动于整个经济系统之中。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系统崩溃或已避免，但金融市场问题远未解决。

　　二重迷雾：消费重启待何时？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下滑速度明显放缓，日本、德国和法国经济已恢复增长，以中国为首的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兰查德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已经开始”。不过，细查之下，这种复苏很可能是低水平上的反弹，而非实质性好转，其主要依赖的是生产部门极度收缩后的库存重建和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出。

　　美国经济数据“看上去很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第一季度的萎缩6．4％大幅改善到第二季度的萎缩1％。但如果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仍收缩了3．9％。而且，ＧＤＰ构成中最重要的个人消费支出虽然在第一季度出现意外增长，但第二季度再次萎缩。

　　有专家指出，如果消费不能重启，经济难以进入自主增长的轨道。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决定消费的首要因素——可支配收入的现期情况不佳，预期也不乐观。金融和房地产投资产生的财富效应也已明显削弱，消费回暖很难一蹴而就。

　　以美国为例，今年以来该国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月度变化波动不定，6月、7月连续出现了负增长，7月份消费信贷按年率也出现3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此外，危机前几乎不存钱的美国人现在把近5％的收入储蓄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可能会升至7％－9％。

　　人们不花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8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9．7％的26年来最高点，多数经济学家预计未来数月该指标将持续走高，年底会突破10％。尽管失业率一般被看作滞后的经济指标，但就业市场的持续疲软仍会使消费者产生负面预期，进而压缩支出。8月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31％的工人担心被裁，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15％。

　　不仅在美国，全球范围内多数经济体都在承受“失业之痛”。欧元区的失业率在7月份升至9．5％，为10年来最高点。日本的失业率则在7月份升至5．7％的历史最高水平。日本政府9月份的最新月度经济报告罕见地突出了失业问题。“无就业复苏”的字眼已频繁见诸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说，如果处理不好，失业问题将对经济产生新的冲击。

　　三重迷雾：刺激计划怎退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份，二十国集团成员为应对危机而承诺的各类经济刺激计划涉及的资金总规模已经接近12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各项内容。

　　在危机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联手大幅下调基准利率，美、英等国货币当局更采取了不寻常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央行从最后贷款人变为第一贷款人，向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注入大量基础货币，维持了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避免了全面崩溃局面的出现。

　　在财政政策上，各国政府也不遗余力。美国本财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58万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12％。英国本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1750亿英镑（1英镑约合1．65美元）。日本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规模也达10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95日元）。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强力“药方”在大病之际不可或缺，但也有很大“副作用”，如果不能被妥善调和，重疾初愈的世界经济在康复的过程中可能“虚不受补”，出现新的疾患。

　　这其中，通胀就是一个重大风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就警告说：“尽管深度衰退带来的短期阵痛非常剧烈，但两位数的通胀造成的长期后果才是毁灭性的。”在他看来，现在美国的通胀风险甚至较上世纪70年代危机时更高，当时通胀率一度接近15％。

　　此外，目前条件下各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依靠加税扭转，只能凭借债支撑。沉重的公债负担将推高长期利率，增加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对此许多市场人士表示了深度担忧。穆迪公司资深副总裁克里斯廷·林多就呼吁警惕公共财政危机爆发的风险。

　　正因如此，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以及研究人士对建立“退出策略”已有普遍共识。但“退出策略”真正的难点在于实施的时机和尺度。晚退出，退出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通胀风险加剧；早退出，收缩过度，又可能釜底抽薪，危及复苏进程。决策者无疑面临两难选择和重大挑战。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仍认为，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政策，危机环境下防止二次衰退比预防经济过热更为现实和重要。但回溯历史，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此前的决策迟钝和偏差相关。

　　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国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为本轮危机埋下种子。虽然说目前全球需求不振，但作为成本因素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已经出现强劲反弹，有些品种价格甚至创出新高，这可能为通胀压力的形成提供条件。目前，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把政策重点转向预防通胀风险。8月份以色列央行在全球率先宣布调高利率。美林证券国际经济研究主管里卡多·巴别埃里预计，未来数月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可能开始升息。

　　伴随全球经济危机的退潮，各货币当局的政策方向开始出现异化，这将对各经济体的汇率、资产价格和外贸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更多的政策博弈出现，进而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

　　四重迷雾：复苏之途几波折？

　　在复苏之势渐起之际，对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景预判可谓众说纷纭。Ｖ型、Ｕ型、Ｗ型、Ｌ型等种种路径的提出，正说明本次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乐观派认为，一系列数据的明显好转说明目前的复苏强劲有力。不少商业研究机构近期发表报告，认为美国经济Ｖ型反弹的几率明显增加。

　　不过，在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等许多美国经济高层人物看来，Ｖ型走势的可能性不大。成功预测本轮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也指出，最初几个季度，美国经济会在重新补充库存和产出从接近“大萧条”水平回升的拉动下快速增长，之后将出现宽Ｕ型走势，今后几年内经济都将活力不足，而且不排除二次衰退的可能。

　　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之源，各界也意见相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将率先复苏，其他经济体将跟进。但林毅夫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有专家指出，即便发达经济体需求恢复到正常水平，未来需求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也不充分。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透支消费模式已经出现转变，在人口增长乏力、资本和技术因素没有出现突变、财政约束、新消费诱因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再现经济繁荣并非易事。

　　那么，未来全球需求增加的动力恐怕仍需从新兴市场寻找。考虑到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型阶段、消费和产业升级、投资活跃度上升、储蓄水平很高等因素，未来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

　　瑞银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日前估计，即便是在危机后的低水平上，未来5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年均增速也将仅有1．5％到2％。而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到6％，亚洲（除日本）更有望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长期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再度繁荣或将更多取决于“增量”而非“存量”的变化。以“金砖四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