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阶段经济政策须未雨绸缪

　　■专栏苏培科

　　８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明显回升的势头，也基本符合人们的预期。尤其是ＣＰＩ和ＰＰＩ同比降幅缩小、环比出现上涨。８月份很可能是ＣＰＩ的拐点，四季度ＣＰＩ由负转正的可能性很大。

　　近期，肉、蛋等食品价格的连续上涨让通胀预期逐渐向现实通胀迈进。ＣＰＩ温和上涨未必是坏事，但就怕像上一轮一样疯狂上涨，迫使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引来更多的热钱，将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水平推得更高。况且，现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不断上涨，这样会让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使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

　　从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来看，似乎没有太悲观的理由，但也没有太过乐观的理由。用温总理的话来说：“目前的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只有客观、全面地认清形势，才不至于在不确定中束手无策。现在经济数据虽然有所回升，但有很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ＧＤＰ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投资对ＧＤＰ的贡献率达到了８０％以上，其中大部分又是依靠财政、银行和国企来推动，而民间、社会投资并未有效启动。如果民间投资在短时间内仍无法启动，财政和银行“抛砖引玉”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

　　从财政部９月１１日公布的数据来看，８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为５２３７．４７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１３８９亿元，增长３６．１％。显然，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积极的支出和积极的收入，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扩大政府开支和实施减税等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大量的财政投入又迫使财政增收，会将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国家集中，“国进民退”现象会更加严重，尤其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也会进一步抑制民间投资。

　　二是信贷长期化、财政化现象极为严重。据央行人士测算，上半年７．３７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有５２％以上都贷给了“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等中长期项目，而且项目建设周期都在２年以上，从而“绑架”了未来几年的货币政策。另外，很多贷款都是地方政府“拉郎配”放出去的，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准财政”的功能。显然，信贷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否则银行信贷风险会进一步增加，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低成本资金市场竞争，会进一步挤出民间投资。

　　三是高房价加之收入分配两极化，抑制了启动内需的政策。

　　四是“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去库存化”压力越来越大。自从去年１０月份以来，国内企业和中介商盲目炒作通胀预期，大量囤积和进口原材料，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推升。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决定因素是美元，但是中国的采购和需求因素也是关键之一。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旦中国要买什么，什么价格就大幅上涨；中国要卖什么，什么价格就大幅下跌。为了避免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及时抑制产能过剩和抑制国内对大宗商品的盲目炒作迫在眉睫。

　　当前，还应该储备下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首先，全球经济“修复性失衡”的特征已非常明显，应该适当调整出口政策。比如，中国正在鼓励出口、抑制产能过剩、“去库存”；而美国正在“去杠杆”、提高储蓄率、抑制过度消费。这些举措似乎是为了两国经济增长恢复平衡，但实际上这又会制造新的失衡，使产能矛盾更加突出。在全世界整体需求不足的局面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依靠廉价一味鼓励出口？显然，采取税收优惠和补贴来促进出口的政策方向应该适当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经济结构转型。

　　其次，应该提前思考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避免相机抉择。中国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能立即退出，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还不稳固，存在一系列内在矛盾，同时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依靠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消化政府债券，一旦我们的货币政策提前收缩，热钱大量流入会稀释和卷走中国的真实财富。但是，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Ｇ２０各主要国家尽早出台相应的制约措施，尽快退出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寄望于美、欧经济恢复来带动中国出口。一旦发达国家开始征收碳排放税，对“打工经济”的中国影响较大。

　　因此，中国必须从被动走向主动。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应主动抛售一部分美元债券，带领其他债主共同抛售，以抑制美国国债的大量发行和美元的滥发，间接让美国最早退出刺激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宏观政策的主动性会进一步加强，受外部的影响会进一步减弱。此举还可以起到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效果，防止输入型通胀，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