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东方早报》,知道经叔平先生走了，哀伤顿起。但要评论这位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形象代言人”的历史性人物，哀伤之情也许已经很私人化了。化悲痛为力量的大话，都已说尽，毕竟先生的功劳和业绩都已在那里，我其实有时连哀伤的力气都没有。尤其曾经在商海里努力过的人，或者依然还在商海里努力的人，无论成败，对先生的走，不起一点伤心的情感涟漪，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想到先生，心中更多涌起的是莫名和无奈的惆怅，这大于哀伤。但我的惆怅，即使这都是我自己的、更纯粹私人的情绪，我也以为这或者是思念先生的最恰当的一种方式：“君子之交淡如水”——先生是真君子，必须以淡如水的精神面貌对他，忘记他推动私产入宪所有努力、动机和原则。当然我这么写纪念文章，以忘记先生的功绩来纪念先生，就我而言，无论怎么说，都是出格的，但我惆怅的感情却是真的——这有无共鸣，我并不在乎。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商海大浪浮沉的结果（在先生仙逝之时）孵化成为两个概念性的酷词：“国进民退”和“富二代”。我的惆怅超过对先生逝去的哀伤，即使不免有被视为酸文假醋的嫌疑，但这也是我面对时代轮回，个人跳不出当下的真实烙印。

　　我和先生有过两次不经意的面对面的交往。第二次的偶遇曾经得到先生长达两个多小时、仿佛佛家说的随缘式的亲炙。那是1995年圣诞前一天，我和先生同时坐飞机从香港返回上海，碰巧又都坐在头等舱。其实在香港老机场的贵宾室，我就认出了先生，但没打招呼。因为此前我只见过先生一面，大约是之前半年。具体是什么场合，我已遗憾地忘记了。但这第二次的巧遇，我则铭记至今。因为那次巧遇之后两个月，民生银行就开张了。那是一件当时中国还没有过的大事情：一家完全由民营企业投资控股的银行。

　　这家当时看上去十分不可能的银行，今年9月的市值已达2000亿。我当时很疑惑,是否能够开出一家如此之大的完全民营的银行？我向先生提出这样疑问——民营的银行，究竟有无可能？

　　先生说，不是有无可能，而是已经可能了。他当时举例，由上海工商联经营的爱建信托已经成立近十年，运行状况并不差。言下之意，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民营可行，银行为何不行？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也是工商界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先生的话很鼓励当时年轻的我。

　　十几年前，民营经济也许不如现在这样大，但在中国朝气蓬勃。当时有句俗语:十亿人民九亿商。尽管潮流所致，但商业的制度怎么建立还是诸多空白，更不要说更精神化的商业文化了。

　　比如金融机构，这个直到目前实质上也没有全面对民营资本放开的行业，在当时的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像现在这样，非公有制的金融机构近乎丧失了绝大多数商业机会。民生银行没开张之前，市场上虽然没有公开的民营的银行，但有诸多并不公开的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在实际运营了。除了当铺这种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外，那时的中国有不少金融机构实际控制人完全是民营的。不过它们普遍不大，而且都是羞答答的，运行的方式曲里拐弯。其作用当然有打破坚冰之效，但其目的和其他商业行为一样，就是赚钱。

　　当时全国有不少城市信用社或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开设的信托、证券营业机构，或把经营权出租给民营者，或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交给民营企业。但真要问谁是非公的，哪家金融机构的人员、资金、产权和业务权力，是老百姓说了算，也不好明确统计。因为产权的性质，市场的准入，没有最终落实。例如，当时开放最前沿的海南的城市信用社，几乎无一家实质上可以称之为公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机构。但问题是，没有制度语言确认这些非公实际上就是非公。所以和这一段朝气蓬勃相随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的责任要谁来负？至今没有结论。当时即使是最大的国有银行，也谈不上懂市场经营，更未必有完全垄断市场的能力。

　　不过，那时金融市场的混乱放到现在，大多可以肯定包含犯罪行为。然而问题又来了，如今制度约束了犯罪的风险，避免了无序的混乱，名义上民营资本可以进入，但市场格局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因为很显然现在的金融市场，民营资本几乎没有能力和实力参与竞争。别说自从那时起到现在，再没有成立一家新的民营商业银行。就连唯一的硕果——民生银行，现在也面临着国有的中国人寿在收购。

　　拿这样“国进民退”的现实来纪念先生，还不如我惆怅地说忘记。可是问题在于商业领域国进民退之时，一个几乎被看成严重社会问题的“富二代”却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其实还是坚冰般搅成一块。因为没有民营的工商业，就没有民富；没有民富，谈富上几代就毫无意义，尤其是要建设应有的商业文化及其伦理，几乎没有基础。

　　经先生走了，在我私人的印象里他是谦谦君子，说话亲和，不张扬。经先生走了，在国进民退和富二代的悖论中走了，在他的背后有一块这样的坚冰，我实在跳不出个人的惆怅无绪！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