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纽约9月14日电(记者陈刚)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山泉是华尔街职位最高的华人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分析直指华尔街危机的症结所在，为国内读者了解华尔街以及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记者：在过去一年里，你感受华尔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山泉：从最基本的经营模式上看，经历危机以后，很多投行不存在了，有的通过改组，变成了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上。在危机中获得警示的首先是政府，因为政府最后得出钱，得想办法收拾残局。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在加强，证监会和财政部都加强了对华尔街的监管。同时，华尔街的企业也加强了内部管理和控制，防止产品出现高风险。

　　虽然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灾难，但是并没有影响到金融行业全球化步伐，全球化的行业连动反而在加强。

　　记者：经历了这场危机，华尔街的机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今后十年左右再发生一次危机的可能性是否依然存在？

　　李山泉：历史上每次泡沫与危机都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与信用过度宽松有关。过度宽松的信用，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

　　政府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信用环境，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房地产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都是这样。除了IT泡沫的破灭，跟信用关系不是特别大，其他所有重大金融危机都与信用过度宽松关联。

　　从制度层面说，它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永远都有政策法规尚未涉及的领域。总是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才来谈它的监管。新的东西发展得快，监管跟不上，问题就会发生。

　　记者：我们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李山泉：首先，任何金融创新都要和管理能力相适应。这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有些创新发展很快，超过了管理水平。如果一个金融创新产品迅猛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而管理还远没有跟上，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刻叫停，管理滞后一定不是个好事，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激励机制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像美国这种自由市场国家，激励机制过分鼓励短期行为，这样的问题不解决，问题肯定还会发生。但如果你不鼓励短期行为，管理人员会觉得没有太大的刺激力度，没有创新动力。这也是一个矛盾，需要继续摸索、探讨。华盛顿也几次提出华尔街的报酬问题，具体做起来很难。

　　此外，政府应当加强信息掌控，尤其是加强对经济金融信息方面的了解，应当建立一个防患于未然的机制。

　　记者：中国企业正逐步走向世界，与国外资本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从这场金融危机里面，他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李山泉：金融领域跟其他领域一样，风险是很大的。对中国企业来说，走向海外是一个长期战略。一定要坚定地坚持这个方向，但也一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进程。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制度和人才的问题。

　　首先是制度熟悉过程。在海外运营，尤其是在海外的金融领域，是政府的政策性比较强、管得比较多的行业，受法律规章制约很厉害，每个国家状况都不一样。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

　　其次是人才培养，制度性的东西说到底实际上也有一个人才问题，具体到金融行业来说，也是人才和制度的问题。

　　记者：在如今资本已经实现全球化流通的背景下，你认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防止资产泡沫的发生？

　　李山泉：资本本身很活跃，很灵活，什么地方赚钱多，什么地方赚钱快，它就肯定会涌向那个地方。实际上这就叫热钱，来得很快，以最快的速度赚到钱，马上就走。政府当然不喜欢这样，所以，就要从制度上考虑，加以引导，目标是设法让投资者着眼于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暴利。

　　有的国家在这方面早就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比如，建立投资的进入和撤出审批制度，要求外资进来后必须投到某个指定领域，说投资股票，就必须投资股票，而且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投进去。撤出也是一样，要有一定的撤出程序，还可以征收资本利得税，防止投资随时撤走。此外，海外直接投资不能随意兑换，防止本国货币被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