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问题。英国社会科学院因此组织论坛讨论。他们在给英国女王的信中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对风险管理的失效，对经济学家、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教育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有所争论，

　　文•admin

　　女王陛下：

　　您在去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正确地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6月17日就您提出的问题举办了一次论坛，一大批来自商界、伦敦市、市监管机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参与了讨论并献智献策。

　　的确，不少人预见到了危机。但是，却没有人预见到此次危机发生的确切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预测问题的性质，也应当预知其发生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明确行动意志，并保证当局拥有恰当的手段——作为其权力的重要一部分——来应对危机。

　　关于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已经有许多警告。比如，国际结算银行多次表达了他们对金融市场未被正确反映所带来的风险的关注。我们的英格兰银行（译者注：英国的中央银行）在两年一度的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对此提出诸多警告。风险管理被视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主要银行之一——目前已经基本国有化——据说有4000名风险管理者。但困难在于将风险纳入整个系统来监控，而非仅将其与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联系在一起。风险计算通常被限制于金融活动的片段，尽管不乏国内外最优秀的数学能人，他们也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全球经济失衡亦引发不少人的担忧。我们已愉快度过一段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过程，许多贫穷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这种繁荣导致了现在的所谓“全球储蓄过剩”。这就使得更安全的长期投资回报率非常低，于是寻求更高回报，许多投资者甘愿冒更大的风险。得益于中国的崛起，英美等国的商品成本更低了，同时英国的家庭和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但这些都导致了英美房价的进一步增长。许多人也对这一危险性大加警告。

　　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这些警告，他们深信银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相信那些金融奇才找到了新的更聪明的方法去管理风险。确实，有些人宣称他们已通过一系列新型金融工具分散了风险，以至于这些风险已被实质性排除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一厢情愿而又傲慢至极的想法了。此外，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则认为金融市场已经改变，而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给弄着了魔。这些观念受到“金融和经济模型能很好预测短期和较小风险”这一预设的教唆，但所有这些想法却几乎没一个能用来预测当事情变得像如今这样糟糕时会发生什么。人们信任银行，因为其董事会和高管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英才，而其非执行董事在公共生活中都有过硬的跟踪记录。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他们无力审查自身机构存在的风险。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既在自我欺骗，也在欺骗那些认为他们是高级经济体系的总工程师的人们。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在这种普遍“感觉良好”的环境下，想要减缓这种发展的进程是非常困难的。家庭受益于低失业率、廉价消费品和准备信贷。企业受益于较低的借贷成本。银行家赚取巨大收益并在全球扩展业务。政府受益于高税收，这使得他们能够增加学校和医院的公共开支。这势必导致人们的拒斥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错觉而非美德助长的循环。

　　对那些承担风险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来说，困难同样存在。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是“在聚会高潮时撤走酒杯”。但这已经假定了他们有必要也有办法这么做。那种寻求更宽松监管的压力是普遍存在的。而伦敦（及金融服务管理局）正是因此被誉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典范。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与其设法提前规避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还不如去应付泡沫带来的后果。经验支持了这个观点，特别是在美国，在千禧年到来之后，一场萧条或多或少因为“网络”泡沫的破灭而得以避免。这支持了我们可以再引导经济摆脱困境的观点。

　　偏低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造成任何经济过热的警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已贡献了前所未有的一段通货膨胀率又低又稳定的时期。但这意味着，按照历史标准来说，银行利率是偏低的。因此，有些人也认为政策并未有效地契合规避风险的目的。一些国家则提高利率来“顺应风势”。但总体而言，普遍看法是货币政策最好用来防止通货膨胀，而非调节经济中的广泛失衡。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每个人看起来都依其能力各司其职。从措施是否得到成功实施这一点来看，他们通常都做得很好。失败之处在于，把所有工作综合起来却导致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失衡状况，但却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对此有管辖权。这一点，加上针对群众的牧羊心理学，以及金融和政策大师们的咒语，实则是开出了一剂危险的处方。每个人的风险看起来的确很小，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这个风险却是巨大的。

　　因此，女王陛下，尽管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也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

　　由于您提出的问题核心是预测失败，英国科学院在此提供了一些想法，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与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政府雇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观能力，让您再也无需问这样的问题。科学院还将就“再也无需”这个问题召开一次研讨会。我们也会将结果呈递给陛下。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次有益的冲击。它能否带来好的结果则依赖于我们总结教训、面向未来时所秉持的坦诚。

　　此呈 尊敬的女王陛下

　　您最恭敬和顺从的侍者谨上

　　蒂姆•贝斯利 教授

　　（Tim Besley）英国科学院会员

　　彼得•轩尼诗 教授

　　（Peter Hennessy）英国科学院会员

　　女王陛下：

　　我们写这封信既为了回答您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也为了回应蒂姆•贝斯利教授（Tim Besley）和彼得•轩尼诗教授（Peter Hennessy）在7月22日对您的问题做出的回答。

　　我们赞同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的很多观点，并在下面一段做了归纳，但是我们认为，其总体分析不够充分，因为它不承认经济学家本身在训练和文化上存在的缺陷。

　　他们在信里正确地提到“一些最优秀的数学能人”参与了风险管理，但“他们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许多人相信风险已被安全分散并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而被“实质性地排除”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一厢情愿而又傲慢至极的想法。……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给弄着了魔。”总而言之，他们做出结论,“尽管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也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

　　除了他们信中提到的这些因素外，我们认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一些主要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抱怨说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真实世界中的制度和事件（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抱怨提供书面文件）。

　　1988年，美国经济学会为研究美国经济学研究生的教育状况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1991年《经济文献期刊》发表的一篇严峻的控告书中，委员会表达了对“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精通技术但却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的担忧。

　　而至今，为校正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太少了。结果，在全世界，特别是英国，一套专注于狭隘的形式技术的做法现在仍通行于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系。

　　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的信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这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例如，它并不考虑在那些知名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们的教育缺乏心理学、哲学、经济史的内容。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它同样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学家是如何“被市场迷惑”的，以及他们如何大力推进这种简单而鲁莽的市场解决方式。

　　我们缺乏一种将心理学、制度构架以及历史先例的丰富知识都蕴含其中的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否则，他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性那些非量化警告早就该予以更多的注意。

　　我们认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陷。

　　有一种判断只能在文学或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在形式的数学模型中是无法得以充分表达的。这应是严肃的经济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这也包括英国主要的经济学系。

　　模型和技术是重要的。但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范围更宽广的模型和技术，它们应当更注重事物的本质，关注历史的、制度的、心理学的和其他高度相关的因素。

　　总之，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的信忽视了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也没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

　　我们恭敬地呈上这份从另外一些因素出发来探讨这部分问题的报告，正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困扰着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国民们，以及我们这一职业。不幸的是，目前，我们发现自己仅是少数。如若女王殿下对这些问题及成因能够基本认同，我们很乐意做更深的观察研究。

　　您最恭敬和顺从的侍者谨上

　　雪拉•唐（Sheila C. Dow）

　　彼得•厄尔斯蒂（Peter E. Earl ）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

　　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C. Harcourt）

　　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

　　斯坦利•梅特卡夫（J. Stanley Metcalfe）

　　保罗•欧默罗德（Paul Ormerod）

　　布里奇•罗斯威（Bridget Rosewell）

　　马尔科姆•索亚（Malcolm C. Sawyer）

　　安德鲁•提勒考特（Andrew Tylec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