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上海某私家车主张先生遇到桩好心没好报的事情：他在路上开车时，一男子要求捎他一段。一开始他拒绝了，但男子央求称胃痛、等不到出租车，于是张先生心一软答应了他的请求。上车后男子提出按他的要求来开，答应给他10元钱，张先生说不要。可当张先生按其要求停车时，该男子迅速拔下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先生拖出车外。原来这是上海某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黑车”，张先生因“非法出租营运”被罚款1万元。

　　仅仅因为古道热肠，顺路搭载了一位自称胃痛的陌生人，就换来1万元的罚金外加“非法营运”的罪名，难怪张先生会想不通。我相信，这位张先生今后是再也不敢搭载陌生人，去帮助别人了——而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吗？这样的执法要将我们的社会引向何处？

　　首先，如果张先生所说属实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存在什么违法之处？因为好心帮助一位陌生人，不管双方是否谈到过钱，我都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于法律何碍？退一万步讲，即使张先生真收了这10元钱，可他明明不是以营运为目的的，他并没有长期进行营运的行为和意图（据悉张先生是一位外企白领、年收入可达20万元），只不过是让人搭了趟顺风车，收取一点油钱而已，这也是基于人们之间互相帮助的行为。即使有不妥之处，收缴所得并批评教育即可，贸然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并加以重罚，那么我们要说这样的法规本身就是“恶法”，应当予以废除。

　　其次，笔者以为，执法人员的执法程序存在问题。对于诱惑取证、诱惑侦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要找买家，警察得知后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道谁在贩毒，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

　　对于“暴露型”的“诱惑取证”，尽管存在争议，但在许多国家，还是允许使用的；但是“诱使型”的“诱惑取证”，实际是诱骗他人犯罪，是一种制造犯罪行为的举动，则应坚决禁止。比如前几年，西安市某派出所在抓到组织卖淫的“鸡头”和卖淫女后，由于没有嫖客，不能结案，就示意“鸡头”约已谈好价格的网友见面，最终将见面的嫖客抓获。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而上海某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对张先生所谓“非法营运”的执法中，比西安市某派出所的做法还更加恶劣，因为张先生根本没有违法意图，而是其故意诱使他人产生违法念头，从而达到自己“执罚”的目的。执法人员制造他人违法，这也是一种犯罪。

　　笔者以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钓鱼式执法”，最可怕的还不仅是侵犯了张先生的合法权益，而是这一事件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人与人之间，还要不要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先不说提倡“学雷锋做好事”了，作为即将迎来世博会的上海，将如何来展示上海市民的热情风采？

　　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展，我们早已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们的交往不再仅仅建立在宗族、家族和血缘的纽带之上，这使得我们要与陌生人彼此信任，维持各司其职完全依靠的道德与法律，特别是能得到公平、公正实施的法律。

　　如果执法机关在利用他人的善心，践踏他人对人的信任，达到“执罚”的目的，那么，这与善良的立法愿望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这个陌生人的社会，如果每时每刻都要去防范任何一个陌生人的话，是无法生存的，社会的交易成本会特别高，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退回到霍布斯所说的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甚至回到丛林社会。

　　事情已经过去好些天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错就改，妥善解决。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